在大约38亿年的漫长时间里，地球孕育出多姿多彩的生命。目前，地球上共有物种约1400万种，被人类描述的陆生生物约124万种、海洋生物约19万种。

　　这颗蓝色星球孕育生命的丰富和奇妙，远远超过人类的日常所见。比如，谈到花粉传播，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蜜蜂。事实上，还有一种体型远远大于蜜蜂的花粉传播者，那就是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喜欢吃花蜜的黑白领狐猴。再比如，一种长相颇为可爱的“长不大”的水生生物——墨西哥钝口螈，其抗癌能力可达哺乳动物的1000多倍。

　　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曾经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正在减退。比如，2018年3月，一头45岁、名为苏丹的犀牛去世引发广泛关注：作为地球上最后一只雄性北部白犀牛，它的离去意味着这一亚种行将灭绝。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100万种物种面临灭绝，物种灭绝速度比正常高出100—1000倍。

　　如今，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物种数量最多、特有种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已初步形成全方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明确将“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于2018年将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社会共识。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乎人类福祉和地球未来

　　今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举行。大会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绘制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进一步引起社会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

　　作为专有名词，“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指物种的多样性，而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具体包含三个层次：遗传（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其中，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则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地球健康运行的基础，关乎人类与整个地球的未来。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支撑和生态服务，包括直接的作为食物、药品和生产生活材料，间接的气候水文调节等等。比如，据估计，2010年大熊猫及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6亿美元至69亿美元之间，是投入成本的10倍至27倍。

　　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至关重要。后者正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重要支撑。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仅以动物来说，目前已在大熊猫、麋鹿、朱鹮和扬子鳄的重引入方面取得成功。一些旗舰物种如大熊猫、雪豹和朱鹮从灭绝的边缘恢复过来，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等级有的从“濒危”降为“易危”，有的从“极度濒危”降为“濒危”……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为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方案、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有益参考。

　　其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共识的背景下，大力推动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为生物多样性及濒危物种保护相关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以人们熟悉的大熊猫为例，早在汉代初期，《尔雅·释兽》曾载“貘白豹”，郭璞注疏为“似熊，小头，卑脚，黑白驳”，出自“蜀郡”。实际上，大熊猫这一物种已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余万年。与始熊猫（大熊猫的直系祖先）伴生的动物如剑齿象都早已灭绝，为何大熊猫生存至今？这与食性改变有很大关系：为适应环境变化，大熊猫从食肉改为只吃竹子。“大熊猫适应性演化与濒危机制研究”项目利用多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科学手段，对大熊猫进行微观生态学研究。研究发现，为适应食性改变，大熊猫从形态、行为到遗传、肠道微生物等都发生变化，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性演化机制。项目率先采用种群基因组学方法重建大熊猫种群波动与分化历史，阐明其濒危过程及原因；创建大熊猫非损伤性遗传分析技术体系，发现其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种群稳定增长，表明大熊猫仍具演化潜力，消除了人们对这一物种未来的担忧。其中，非损伤性遗传分析技术体系突破了濒危动物种群数量调查及保护遗传学研究的技术瓶颈，已成为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及种群动态监测的重要方法。

　　其二，积极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地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环境支撑。

　　目前，我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万余个，约占陆域国土面积18%。在迁地保护方面，我国已建立植物园约200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250处。濒危物种的覆盖程度逐渐增加，如曾经野外灭绝的野马和麋鹿已建立野外种群，德保苏铁等近百种极危野生植物也得到抢救性保护，约120种珍稀植物实现野外回归。

　　此外，据2000年至2017年卫星数据显示，仅占全球植被面积6.6%的中国植被，为新增的绿化面积贡献了25%，居世界首位。我国相继实施了包括“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并于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天然林的商业性砍伐，大大增加生态系统碳封存，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夯实了基础。

　　其三，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大创新。“生态保护红线”正式采用，并正扩展到海洋领域。完整的生态保护红线有望保护超过95%的中国最有价值的生态系统、100%的国家关键保护动植物的栖息地、95%的最佳自然景观资源、210条重要河流的源头，以及所有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功能区。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多种特色模式。比如，武夷山“用10%面积的生态产业发展，换取90%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经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典范。又如在我国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实施伏季休渔制度，在我国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实施十年禁渔计划，等等。

　　未来，伴随着我国“走向深远海”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深海探测能力的稳步增强，我们应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深海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在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领域，加强对入侵物种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的入侵过程、生态危害、快速演化等的监测研究，并及时进行预警防控等。此外，建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及利益分享机制，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激发企业和公众自下而上的保护热情，实现多方参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进一步整合多学科力量，结合新技术与新方法，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相信在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地球丰富多彩的生物世界终将得到有效保护和长久延续，让所有生命共享这颗蓝色星球。

　　（作者：魏辅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