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医学知识的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将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如何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鸿沟，成为当代医学科普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于鲲遥。作为一名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生，于鲲遥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长期致力于医学科普工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医学知识，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从ICU到科普：呼吸科医生的跨界之路

　　“我的主要工作还是临床，就是大家理解的大夫，看病的大夫。”于鲲遥的声音温和而清晰，带着医生特有的严谨。他的日常工作场景颇为特殊，更多地是身处重症监护室（ICU）。

　　在门诊和临床工作中，他发现许多患者因对疾病的未知而陷入恐慌——有人拿着肺结节报告痛哭，有人因担心激素副作用拒绝哮喘治疗，有人把气管切开想象成“割喉”而延误治疗……他们怀有同样的问题，并且非常焦虑和痛苦。解答这些共性的困惑，成了于鲲遥在科普领域持续投入的动力。

　　“一天门诊最多看 30 个病人，但有多少人正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坐在这一间屋子里边辛勤地工作，实际上我能够解决的别人的问题是有限的。”相比之下，科普的作用能够更加长效持久。

　　“医生做科普有个特点，我们称之为‘患者教育’。”于鲲遥解释道，“我们希望通过科普让患者和家属了解疾病，从而更好地配合治疗。”

　　除了服务于特定人群，他们也将目光投向更广泛的公众，解答诸如过敏、哮喘、花粉症、肺小结节以及热点健康问题，旨在消除未知带来的恐惧，传递科学知识，帮助人们做出更健康的决策。

　　沟通的艺术：用生动比喻打破专业壁垒

　　面向公众和患者进行科普，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沟通。稍显复杂的医学知识如何转化为大众能懂的语言？于鲲遥坦言，这几乎是他们日常工作中“天天遇到的问题”。

　　“很多医疗决策潜在的逻辑很复杂，如果我们直白给出结论，往往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而这个‘为什么’常常是消除患者焦虑的关键。”他以常见的“肺小结节”为例：“患者看到小结节，第一反应往往是‘是不是早期肺癌’，非常焦虑。如果简单说‘随访’或‘手术’，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

　　为此，于鲲遥和团队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沟通策略。他们发现，与其枯燥地解释结节的病理生理，不如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我们会说：‘你是不是担心这是个肿瘤？但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肿瘤。比如我说黑社会老大哥个个都有纹身，但有纹身的就都是黑社会吗？不是。’”

　　接着，他们会用形象的类比解释随访复查的意义：“结节现在小，就像一岁的孩子，谁能说现在就知道谁将来是好孩子谁是小坏蛋？我们定期复查，就是看它是不是像‘上房揭瓦’一样在‘长大’（恶性行为）。”

　　这种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的比喻，即便“不够严谨炫酷”，却能有效地让患者理解医疗决策的思路，缓解焦虑，并获得更好的沟通效果。

　　于鲲遥特别注重消除公众对医疗技术的误解和偏见，“这些偏见往往导致患者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为此，他和团队探索通过科普视频、情景剧等形式，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帮助公众建立科学认知。

　　平衡与突破：医学科普的当下与未来

　　于鲲遥清晰地认识到，仅凭个人之力难以支撑繁重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还有科普活动。“其实仅仅干医疗工作，精力都不一定够用，所以科普更多依靠团队作战。”

　　在北大医院这个教学医院环境中，医学生、研究生、护士等共同参与到科普内容的策划、文案撰写、视频拍摄与剪辑、发布与审核等环节中来。

　　科室内部分工协作，医院宣传中心也提供平台和资源支持，这使得科普工作得以持续运转。虽然仍需利用工作以外甚至休息时间投入，但团队协作有效分担了压力。

　　于鲲遥坦言，医学科普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是医生理念和表达方式的转变。“我们想传递知识，但‘说教’易引起反感。如何让民众愿意听、听得懂、觉得有趣，需要放下‘权威’的身段，用更接地气、甚至‘不严谨’一点的方式交流，这本身就需要克服。”

　　其次是环境的压力。“自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甚至‘劣币驱逐良币’，有时为了追求严谨而变得平铺直叙，不如一些‘搞怪’内容吸引眼球。同时，网络环境对‘瑕疵’的苛责也让一些医生望而却步，担心说多错多，引来不必要的攻击。”

　　面对这些挑战，于鲲遥和团队选择积极调整策略，寻求合作，并拥抱新技术。“我们会尝试与更广泛的平台合作扩大影响，同时加强信息甄别。”对于人工智能（AI）技术，他抱持开放和期待的态度。“AI能帮助我们生成图片、视频素材，乃至提供脚本大纲，弥补我们非专业人士在视觉效果上的不足，让内容呈现更生动，节省制作时间。”

　　于鲲遥不仅是一位在ICU与死神赛跑的医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致力于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公众健康的科普传播者。他和他所在的团队，正在发挥其知识、热情与创意，通过科普，让医学知识真正服务于民，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谷沛遥、赵子健、芦子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