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立志努力工作，为国争光，认定了这一生要救死扶伤、攻坚克难。”

　　——汤钊猷

　　从医执教七十载，汤钊猷院士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1930年，汤钊猷出生于广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听从父亲要他当医生的想法。1949年上海解放，19岁的汤钊猷考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他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新中国，他是不可能有学习医学的机会的。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做一名好医生”。

汤钊猷近照(2009)

　　1959年3月，汤钊猷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明白，“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句单纯的口号，而是要用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此前，汤钊猷从事血管外科长达10年。只因国家需要，他便“改行”搞肝癌临床与研究。初涉肝癌领域，这还是一条少人问津的荒芜之路，路的两旁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们。那时起，汤钊猷的“初心”就是两个字——救命。

　　当时，人类对肝癌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不治之症”“癌王”是人们对肝癌的定义。汤钊猷一头扎进肝癌临床研究，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领导解决了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问题，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尤其是他提出的“亚临床肝癌”概念，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珀（Hans Popper）誉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他也因此于1979年荣获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此后他成为第15届、16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20年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还在索要由他建立的肝癌转移数据模型。

　　50余年的时光，他终于看见肝癌患者的生存期从5年延长到10年、20年、40年，大量患者存活至今。他还作为第一完成人，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得吴阶平医学奖和陈嘉庚科学奖（生命科学奖）等奖项。此外，他心系群众，致力于癌症防治的科普推广，撰写了《肝癌漫话》等科普读物；耄耋之年他仍笔耕不辍，将癌症防控与周易、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突显了中国特色与文化自信。

　　作为医学教育家，汤钊猷在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方面均有论述。作为全国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他争取到数千万元的基金，使研究所的建设达到较高的水平。对身处新时代医学路上的“追梦人”，汤钊猷送给他们两句话：“严谨进取、放眼世界、锲而不舍、振兴中华”“需求出发、中国特色、和谐包容”，并强调，一切临床研究务必由“从SCI出发”转为“从需求出发”。

　　时代变迁，初心不变。在汤钊猷眼中，“对我们医生而言，提高患者的疗效就是硬道理。所以，我们做任何研究一定要使病人受益，一定记住不能只为论文而研究。”

　　回望与肝癌搏击的大半生，汤钊猷说：“入党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因为入党，我立志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立志努力工作，为国争光，认定了这一生要救死扶伤，攻坚克难。”

　　如今，这位站在医学巅峰的老共产党员心中仍有牵挂。我们依旧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看不好病”的问题，我们的医学如何惠及14亿人口？在重大疾病面前，在巨额医药费面前，有多少家庭能从容面对？这就需要我们要拿出既高精尖新又多快好省的治疗办法。汤钊猷提醒后辈，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病人的道路上，要星夜兼程，须臾不得松懈。

　　院士小传：

　　汤钊猷（1930— ），肿瘤外科学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曾两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早年从事肝癌早诊早治研究，大幅提高疗效，撰写的《亚临床肝癌》（英文版）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珀（Hans Popper）誉为“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近年从事肝癌转移方面的研究，建成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以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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