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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救国已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愿望，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在我心中逐渐形成，希望到国外深造，求得更高深的学问，日后报效祖国的愿望日益加深。”
——摘自张维《留德八年的酸甜苦辣（1938.7—1945.9）》
从少年时代起，张维就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对中国的侵略，然而，腐败的国民政府对外不能抵御外侮，对内不能强国富民。面对“国破民穷”的悲惨局面，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从小便立志“科学救国”，想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富强起来出一份力。
生产实践是工程科学之母
1999年3月26日，摄于北京清华大学 摄影师：侯艺兵
发生在初中阶段的一件事，对张维初步形成爱国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三·一八惨案”前，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慨。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张维和同学们向天安门进发，参加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一路上，他们挥舞着小旗，高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亲自参加到这样雄壮庄严、富有战斗气氛的群众队伍中，听到愤怒斥责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正义声音，我们受到了极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印记。”几十年后，张维如此回忆。
1944年10月，张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 工学博士学位。为了掌握祖国工程建设所需的先进技术，他想办法与为我国小丰满水电站建造大型水轮机的瑞士埃舍尔-维斯机械厂联系，获准在该厂担任研究工程师。1946年5月，得知可以回国后，张维取得厂方同意，中止了合同，不等银行存款解冻，就带着仅有的一点儿积蓄，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携家人从法国马赛港搭船，踏上了归国之路。
回国一年后，张维受聘于清华大学。1948年12月，清华大学先于北平解放，张维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解解放后的新思想、新事物。在清华大礼堂听报告的人群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认真地记笔记，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开创新中国工程教育的事业中。1951年到1991年，张维先后承担了繁重的行政、教学与科研管理工作，还有多项社会兼职，经常超负荷忙碌，但他总是愉快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张维与好友钱学森在中国科协会议期间合影
1949年春夏之交，张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班同学刘仁多次来访畅谈。谈到知识分子的最后归宿，刘仁认为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后，在建设时期也还要经受住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日子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平静，所以，解放后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增强党的力量，是完全应该的。”于是，学习共产党员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工作，成为张维那之后工作的重要动力。
1949年10月1日，张维作为校工会代表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国庆游行。当队伍经过天安门时，他跟着大家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看到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的前途，他发自内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
1955年，张维在北洋大学 读预科时的老校长刘仙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65岁——这给张维的思想带来不小震动。回国以来，他亲身感受到新旧中国在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上的鲜明对比，而周围的共产党员为新中国努力工作的形象、诚恳待人的作风，更使他感佩不已。经过认真考虑，张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在中国学术界和清华大学拥有很高的地位，但张维却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始终遵循入党时的誓言。在他仙逝后，家人遵照遗言，没有立墓碑，而是将他的骨灰撒在圆明园的湖底——显然，他的思想和风范将永远在人们心中竖起一座丰碑。
院士小传
张维（1913—2001），固体力学家、教育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校长。在壳体理论和应用领域取得首创性、系统性成果，全身心致力于发展我国工程教育和科技事业，为提高清华大学办学水平和声誉、创建深圳大学、筹建和发展我国的工程力学专业、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制定历次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做出巨大贡献。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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