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在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和‘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后，自己感到责任的重大和党的期望，而我应该有可能为党做比现在更多的工作。因此，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

——摘自戚发轫的入党申请书

　　“那一刻，我终于感到自己成为党的人，可以同党心贴心了。”说起当年入党的情景，近90岁高龄的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原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感慨万分。

　　由于家庭出身被误评为“地主”，年轻的戚发轫一直背负着很大的思想包袱——这个包袱，一直到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才真正卸了下来。

　　1956年1月，党和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积极向上的形势对戚发轫的触动很大，他终于抛掉思想包袱，积极要求入党。

航天成就凝聚着集体的劳动和智慧 2003年1月14日， 摄于北京航天城中国空间技术研制实验中心 摄影师：侯艺兵、王生生

　　1957年，戚发轫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进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飞机工艺专业选了3个人，都是党员，我感到很光荣，决心一辈子跟党走、搞航天。”那之后，无论遇到任何挫折、动荡与委屈，戚发轫都没有动摇过——“相信党，跟党走”成为他始终如一的态度。

　　“我是学航空的，毕业后先去搞导弹，然后搞运载火箭，再后来搞卫星，1992年又让我搞飞船……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当时我已经59岁，马上就要退休了。”戚发轫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

2017年7月，戚发轫院士在CCTV-1《我有传家宝》北航特别节目录制现场

　　在戚发轫看来，我国航天事业能够稳步前行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跟党的正确决策与领导分不开。

　　1958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先集中精力搞导弹，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先搞两弹再搞卫星，体现了中央决策的高瞻远瞩和大局意识，即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戚发轫说。1965年，研制卫星的任务被重新提上日程。戚发轫作为“东方红一号”后期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这项工作。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曙光一号”载人航天计划的设想在我国被提出来。据戚发轫回忆，当时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主要集中在花这么多钱搞载人航天到底划不划算，而且我国的科技水平也难以支撑这个项目。“最后还是中央表了态：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先搞应用卫星。”于是，我国开始集中精力研发“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系列等，直到1986年，致力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才重提载人航天项目。经过五年论证，在统一认识、确定技术路线、做好准备之后，“1992年，中央决定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在战略上分三步走”。

　　党的十八大以后，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等重大科技专项不断发展，成为我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坚实基础。党中央还非常重视航天精神的传承。“党和国家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目的就是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精神。”对此，戚发轫深感欣慰。

　　戚发轫嘱咐年轻人要有爱心，无论是爱党、爱国家，还是爱事业、爱团队、爱岗位，“有了爱，你才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此外，还要肯吃苦。总有航天系统的年轻人问他：“戚老总，你们当年吃苦是因为条件不好，没吃没穿；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还需要吃苦吗？”“现在讲吃苦，是要你们把智慧和精力用在航天强国目标的建设上，不为五光十色的社会诱惑所动，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比饿肚子容易。”戚发轫语重心长。

　　院士小传：

　　戚发轫（1933— ），空间技术专家。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机设备系。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名誉院长等。曾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担任过“东方红”系列等多个卫星型号和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一等奖、三等奖，航空航天部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光华工程科技奖，2020年“最美教师”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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