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从保护地面积增加到科学研究迅猛发展、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正在从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近日，中科院院士魏辅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10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昆明举行。作为科技“国家队”，会场上留下了不少中科院人的身影与他们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大会间歇，《中国科学报》记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访谈。

　　中科院院士魏辅文：

　　中国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引领者”

　　“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与国际并驾齐驱，某些领域呈现引领态势。”在COP15期间，魏辅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魏辅文认为，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紧密相关。“基于生态文明体制，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绩。”魏辅文说。

　　例如，他表示，中国引领了全球的“绿色增长”。2000年至2017年，地球陆地绿化面积增加了约5%，中国贡献了25%，其中42%的新绿化来自于造林。过去20年内中国的科学研究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在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与维持机制，物种濒危和演化适应机制以及气候变化和生物入侵等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适应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不止如此，我国参与的国际履约合作不断深化。自1992年加入CBD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相关国际公约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的履约，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举办COP15，积极推广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

　　中科院院士陈发虎：

　　以青藏高原碳中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青藏高原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生态系统类型丰富，自然保护地占区域面积的40%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表示，作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大局中的重要力量，青藏高原实现碳中和，会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陈发虎指出，实现生态文明，就是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支撑从未缺席。通过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提升民众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参与度，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目前，青藏高原区域碳排放总量约为1亿吨CO2，不足全国1%，未来仍具有减排空间。从碳汇角度，青藏高原碳汇每年约1.1亿吨CO2，生态系统碳汇大于人为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汇总量的10%-16%。未来青藏高原将持续暖湿化，可能促进植被生长，青藏高原自然固碳能力持续增强。

　　陈发虎表示，青藏高原实现碳中和，生态系统保碳增汇会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直接的正向影响。“例如三江源-羌塘高原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脆弱且独特，我们在这里建立典型自然保护区，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可持续的同时，也保护了这里的植物、动物及微生物的多样性。”陈发虎说。

　　此外，他还指出青藏高原减排等会对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间接的正向影响。比如，高原农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高原可再生能源，这些举措在实现减排的同时也间接地减少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马克平：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需“走出去"

　　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中国承诺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这是中国作为大会主办方对缔约方和国际社会关注焦点问题的积极响应。”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资金机制相比，可用于生物多样性履约的资金“少得可怜”。“资金严重不足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不能如期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急需为第15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审议通过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筹措资金。”马克平告诉记者，中国政府设立基金之后，10家中国机构和企业在COP15的闭幕式上承诺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25.5亿元人民币。

　　“这展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决心和行动。希望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作法和经验能够得到这些基金的资助，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以提高他们的研究和保护能力，实质性推动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实施。”马克平说。

　　在他看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很好的做法和经验，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正在建设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都提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全球影响力提升非常快，但在科学方面‘走出去’仍远远落后于这一步伐。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应该以科学为支撑，努力填补空白。”他说。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COP15中国代表团成员吴宁：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软硬”支撑

　　“COP15第一阶段会议总体来说进行得非常顺利，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在各缔约方高层达成共识，有助于推动第二阶段的‘后2020年框架’的具体谈判。”会议期间，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COP15中国代表团成员吴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作为科技“国家队”的一员，自2016年底中国确认主办COP15以来，吴宁就参与了大会的前期工作，例如作为公约秘书处独立咨询组成员参与了关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水平等方面的工作。

　　在他看来，如果把开发生物资源、建立野外观测网站、设立标本馆看作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硬件”支撑，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基于科学研究提供的政策决策咨询与建议就体现了科技智库的“软支撑”。在吴宁看来，后一个方面尤其重要。

　　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位于四川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也是其中之一。自2017年国家公园体制提出开始，成都生物研究所就积极参与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中来，从生物多样性评估、栖息地保护方案、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献智献策。不止如此，无论是对于在建的川藏铁路，还是在建的若尔盖湿地国家公园，成都生物所都参与其中，为保护和建设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在吴宁看来，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具有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的特点，中科院可以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利用其多学科、建制化的优势，对生物多样性开展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并为国家提出更加客观的决策咨询建议。无论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生态环境的长期监测，还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思想智库方面，中科院庞大的科学家队伍都无可替代。

　　过去10余年期间，作为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的领域主任和首席科学家，以及新近担任CNICIMOD副主席，吴宁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科学家在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ICIMOD来说，它本身的工作是要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凝聚在一起，共同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区域也是中国发挥引领作用的一个重要舞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作为“国家队”一员，要为“国家事”尽责

　　“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一直肩负着生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的职责。”COP15期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COP15云南代表团代表蒋学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次青藏高原考察时，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和保护的重任，在许多研究领域填补了空白。

　　今天，“接力棒”传到了蒋学龙等新一代中科院生物资源研究者的手上，他们也做出了不斐的成绩。作为一名动物研究专家，从2009年至今，蒋学龙团队先后已经发现并描记了天行白眉长臂猿、高黎贡比氏鼯鼠、高山鼹属墨脱鼹等7个哺乳动物物种。就总体物种数量远低于鸟类和鱼类的哺乳动物而言，这个数量不可谓不多。这些发现对人们认识新物种、了解物种演化，以及保护物种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做科学研究要有兴趣，但更要认清责任。”蒋学龙说。他表示，发现新物种不是目的，他们的科学调查是为了了解一个区域的生物本底、生存现状以及影响生存的机制，以此评估其生态系统健康性或完整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发现新物种，也能丰富人们对自然的认知。

　　蒋学龙认为，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就要担负起责任，为“国家事”尽责。作为中科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2015年以来，他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合作，先后多次赴肯考察，与当地研究者一起开展生物资源本底调查，帮助他们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最近他与合作者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肯尼亚不同形式保护地的成效进行分析，以推进该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尽管我们现在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比非洲国家更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做调查，提升技术、知识和能力，这也有助于发挥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蒋学龙说。(冯丽妃 高雅丽 田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