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元培学院试点到如今被高校普遍接受，大类招生制度已在我国实践近20年。此次中山大学招生断档事件，可谓大类招生中一次矛盾的集合“爆发”。冷热门专业捆绑、“杂类”招生等问题的出现，提醒后来者，具体方案的设计切莫偏离大类招生的“航道”，勿忘大类招生“初心”为何。

　　中山大学在今年的高考招生中遭遇了“滑铁卢”。其在多个省份招生爆冷，甚至出现断档现象：如在陕西理科的投档线为444分，仅比一本线高出3分；江西省的最低投档分数线排位相较去年跌了1573位；甘肃的最低投档线比去年少了111分。

　　业内人士认为，这已堪比“比较严重的招生事故”。有人将其归因为该校执行的大类招生制度把冷热门专业打包，其大类招生中的计算机类与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等专业包装在一起，如此混搭让考生、家长无法接受。

　　招生断档是否是大类招生制度之过？未来我国高校招生方案应当如何设计？就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

　　“杂类”招生惹争议

　　在我国，大类招生源自2001年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试点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一年后，北京大学又以学院内部专业为主要大类划分标准，在全校范围推行大类招生。这一改革打破了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高校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传统模式。

　　改革更彻底的高校是上海大学。该校在原副校长叶志明等教育学家的主导下，于2011年将59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大类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灵活转专业等机制，将专业的生存权交给市场。

　　2017年，在“双一流”和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推出大类招生培养和培养体制改革。旗帜鲜明的改革背后，是学生专业选择、通识教育开展、跨学科人才培养等矛盾白热化的交锋——中国高考考生的专业选择能力偏弱，通识教育被视作让一个人走得更深、更远的教育，跨学科更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途径。而这一切，均有赖于入口端打破按专业招生的限制。

　　然而，大类招生实施近20年，尽管在认知上已成为主流，但在操作中衍生出的问题，近年来颇受社会热议。

　　冷热门捆绑，在实施大类招生的高校中普遍存在，也是大类招生制度在我国高校实施以来最大的“槽点”。例如，一些高校的文史类包含汉语言文学类和历史学类，汉语言文学类又分为师范向的汉语言文学和非师范向的汉语言国际教育，历史类包含了师范向的历史教育和非师范向的考古学。

　　“这就意味着大类招生之后的专业分流存在二次竞争，孩子如果去不了相对热门的专业，又没有灵活的转专业制度，就得归入历史、考古等冷门专业。实际上，剥夺的是他们的专业选择权。”采访中，一位家长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中山大学将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等都归于计算机类，把分数比临床医学低30分以上的预防医学归入临床医学类。尽管校方矢口否认分类的不合理性，但在叶志明看来，将冷热门捆绑、不合理地“打包”，这样的分类只能称为“杂类”，缺少科学依据。

　　表面背后，更令人担忧的是大类招生旗号下衍生的招生乱象。

　　“一些顶尖高校借用文科试验班、理科试验班，将各种专业‘往里扔’。为了争夺优质生源，甚至在大类招生时便向高分考生许诺，分流时优先安排热门专业。”曾参与高校招生工作的教师陈觉（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有些长学制的试验班承诺本硕博连读，但“只因高考比他人多了几分，就享有本硕博连读的权利”，在陈觉看来这一“福利”过于“丰厚”，也失之谨慎。“在人才培养上，恰恰应该尽量避免通过本硕博捆绑吸引考生‘一劳永逸’地完成所谓的学业，鼓励有能力的学生跨校、跨专业。”

　　“一些高校的探索虽然很积极，但其具体方案设计与大类招生本真的意义，还有一段距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说。

　　大类招生宜“大”还是宜“小”

　　伴随着上述问题出现，叶志明留意到另一个现象——国内高校大类招生越来越走向“小类招生”。如清华大学分16个大类招生、南开大学分16个大类招生、西南交通大学分21个大类招生以及若干专业招生等。就在叶志明亲身参与改革的上海大学，近年来也由三个大类变为了四个大类。

　　那么，大类招生究竟宜“大”还是宜“小”？

　　在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江看来，超大类招生（如文科大类、理科大类）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分流的难度，造成学生集中于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少人问津，对学科的存亡，教师、学生的积极性都有一定影响。此外，一些学科的入学基础课程不太一样，勉强归为一类也缺乏依据。

　　叶志明则认为，要实施真正的大类招生，更重要的是要摒弃传统的课程设置方案与体系，否则按照大类招生入学的学生会受困于依据传统思路设置的基础课程体系中。

　　卢晓东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内高校之所以采取大类招生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高中阶段缺少通识教育和生涯规划教育，学生对大学专业之间的差别缺少认知，难以较为正确、高效地作出专业选择。超大类的分法本质上是高中与大学缺少衔接造成的。“这也意味着大类招生作为当前高等教育招生改革的主流方向不会发生改变。如果将来高中阶段有条件加强通识教育，大学实施‘小类招生’也未尝不可。”

　　事实上，“专业+高校”的招生模式，已在新高考机制下获得普遍认可。这看似有违大类招生打破专业限制的束缚，但其实并没有否认内在逻辑。“比如你选择‘文科类+上海大学’，意味着专业分流时你可以选择文科类的几十个专业。一旦学生意识到这一点，在招生上就很有优势。”叶志明说。

　　金柏江表示，大类招生一般带来的是高校分数线的提升，并呈现出分数的“扁平化”，即最高分相对降低，最低分相对上升。

　　追求分数线提升，在外界看来，也是中山大学仓促“上马”大类招生的一个原因。而相对于一些顶尖高校，中山大学的一个弱势还在于，多年前错过了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实验班申请，无法以试验班的形式探索并实践大类招生。裹挟在矛盾的认知中，便有了此次“杂类”招生引发的招生断档事件。

　　不过，在部分高教界人士看来，“牺牲分数”换取“忠诚度”的做法，有利于打破分数“扁平化”，未尝不是进步之举。“并不是分数高的考生，就是高校的最佳生源。高校真正要招的是对高校有深入了解、更有目标感的学生。”卢晓东、金柏江均表达了这一观点。

　　教学观念和配套机制须跟进

　　在大类招生改革进程中，也有“倒退”的例子。这给了后来者更多的提醒。

　　1991年，日本文部省出台《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致使日本高等教育重回偏重专业教育的原点。而东京大学始终没有改变教养学部（相当于国内的本科生院）和大类招生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保证了人才培养上的高水准。

　　山东理工大学于2002年将全部专业划分为文、理两个大类招生培养。这项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奖的改革，却在2013年退回到按专业招生的老路。

　　叶志明曾调研过山东理工大学大类招生改革。据他透露，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部门更换，后者不赞同或未能很好地理解大类招生的意图；相关的配套机制没有跟上，比如没有很好地解决长线专业（文史哲、数理化等基础专业）的分流问题，没有打通灵活的转专业制度等。“这与改革早期缺乏相关经验不无关系。”

　　“大类招生不能孤立地学习制度架构，要在教学观念、配套机制上有相应的跟进。”叶志明举例说，譬如长线专业的招生与分流，解决大类招生冷热门专业捆绑带来的报考不力有几种方式，最直接的方式是，不将长线专业纳入大类招生范畴，进行单独招生。“这样就不存在诓骗学生进入大类之嫌，而是遵从学生自身的选择意愿。”

　　而在大类招生的框架下，分流时，长线专业可给予第一志愿选择的学生一定的优惠，如前10名可免后三年学费，以此鼓励、吸引有志于此或家境贫困的学生作选择。“事实上，一些冷门的基础专业，如考古、哲学，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本身并不需要太大的招生规模。”叶志明说，而对于主要以社会分工设置的专业，如材料、机械、土木等，则一律不做上述保底。

　　下一步改革关注什么

　　目前，大类招生多在东部重点院校推行，怎样让大类招生的路子走得更顺畅、覆盖面更广，将是下一步改革的关注点。

　　“大类招生归根结底是高校整体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上的一环。大类招生要在教育家或校长的牵头下进行整体、系统的设计，不是招生办公室、教务处等一个部门能完成的任务。”卢晓东说。

　　如清华大学做大类招生时，由校长邱勇亲自担任大类招生小组组长，16个大类分别由院士坐镇。上海大学进行大类招生改革时，叶志明与相关教师、管理部门等开了几十次会议，理清了包括通识教育、专业分流、灵活转专业等大大小小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入学便进入专业教育的思维框架。把专业完全推向市场，由学生的分流选择决定专业的存亡，冲击的是教师的“饭碗”。其难度可见一斑。尤其是，“越是古老的专业，有越多知名的教授，其改革难度越大”。金柏江说。

　　但“招生是严格的计划机制，就业却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即入学口到就业口不匹配。由于招生计划机制，使得需要更新或淘汰的专业‘因人设庙’依然可通过招生调剂很好地生存，导致这些专业不思进取，不‘与时俱进’ 进行更新改造，也给学生未来就业带来困难”。这也是叶志明力主改革的初衷。

　　如何打破由专业设置带来的思维禁锢？

　　目前，我国高校的大类招生逐渐形成了试验班、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本科生院制等多种模式，这都是与大类招生改革相应和的积极探索。

　　比如早在1996年，上海大学就在时任校长钱伟长的倡议下，设立了基础教育强化班（后来的国家试点学院钱伟长学院），实施两年通识教育，两年后学生可无条件选择校内任何专业学习。2011年，上海大学为了在全校实施大类招生与通识教育，有效地减少改革带来的各方阻力，将基础教育强化班实践缩短为大一阶段进行，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

　　本科生院制是破题的又一重思路，目前已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探索、实施。

　　卢晓东介绍了东京大学成立的教养学部的做法。学生在教养学部完成前两年课程后才进行专业选择，所有专业院系面向所有学生开放，即文理科六大类中任何一类学生都可以申报该校任何专业院系。与这一改革相匹配，东京大学将专业院系的招生名额分为指定学科名额和全学科名额两类。其中，全学科名额是指面向所有专业开放录取的名额。

　　“学生想进入理想专业，最大的竞争法宝是前一年半的学习成绩，考查的关键是入学后的通识教育。这一制度设计促进学生认真学习通识教育课程，或者说，促进了‘通识学习’。”卢晓东说。

　　在上海大学的改革中，叶志明也借鉴了类似的做法，学生分流时40%参考高考成绩，50%参考大一学习成绩，10%参考大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其目的也是保证大一学生入学后不因经历高考而放松课业，也使得通识教育不沦为“水课”。

　　参考东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的实践中，元培学院允许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学生学籍属于元培学院。2017年5月，在北大原校长林建华领导下，北大尝试放开学部内专业，允许本科生有更大的专业选择自由。“相比之前的转专业规则，其核心特色为：第一，理论上没有了转专业名额限制；第二，学生申请转专业不需要转出院系批准，这从学生入学角度淡化或者彻底去除了学生的院系身份归属和束缚，这一点与本科生院的本质相接近。”卢晓东说。(记者 温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