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网上搜一下啊！”这似乎已成为当代年青人的常用语。

　　身处网络时代的今天，搜索引擎的确替代了大量的常识性科普，但实际上，科普的潜在受众并没有减少，甚至公众对科普的需求更加迫切。

　　比如，打着“养生保健”主题的各类伪科学与阴谋论正侵蚀着中老年群体；年轻人对科技里“技术”层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科学”的关注，电脑算命、星座研究等伪科学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流行文化中的成功学虽不断引入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公众对于过程的关注仍少于结论本身。

　　在美国，科普杂志的发行量大概占据总人口千分之二三，这几百万人会主动寻找甚至创作科普作品。不过，对其他人而言，在走出校园后，科学知识便成了“靠谱的黑匣子”。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当今科普工作的新特点：科普内容正在从通识化走向了专业化与前沿化。体系化的知识被公立教育承包，剩下的碎片知识只能由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来总结提炼，而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一般是指处于或曾经处于学术界的科研人员。

　　也就是说，科普正在去职业化，或者说它已并入科研体系，成为科学传播里重要的一环。职业化的科研需要为公众负责，而公众也可以通过舆论切割科研经费在不同学科的比例。

　　比如，雾霾不仅仅让口罩、空气净化器行业高速发展，也让大气环境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瞬间经费充裕起来，而充盈的资金也会吸引到最新的技术进而推动学科发展。

　　也许，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没有意识到，科普正是释放学科重要性甚至储备人才的最佳渠道，面向大众的科普不但是公益的，也符合自身学科发展利益。只有科学的声音更多更大，公众才会给予更多关注与投入，在这一点上科普与科研并无区别。

　　而谈到科普内容的专业性与前沿性，这里所面对的挑战往往来自于作者自身。科普讲求趣味性与故事性，而这两个特性如果出现在科技论文中基本是开启了“送死模式”。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科研成果的报道是N+1的，也就是说看的人知道了N，你告诉他1就够了。但科普往往是从零开始，你所面对的读者需要具备常识或通识，而需要告诉他的是从哪些知识发展来的新知。

　　职业作家可以很好地组织常识或通识，但对新知理解能力就有限了；而职业科研人员更多针对的是审稿专家，很多默认知识往往逻辑上清楚明白，但历史沿革基本不知道，这就导致故事讲得像论文，趣味性也无从谈起。

　　特别是随着科研领域的高度细分，科研人员自身也无法对学科形成整体感知，同一专业的人可能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研究，更不用提对公众的科普了。

　　其实，科普对于科研人员自身也是很重要的。北美高校会对研究生与博士后开设基金申请与科研写作的课程与讲座，其中特别强调申请基金时一定要跳出自己的研究框架，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来阐明研究的意义，因为读申请书的人或者说作决策的人对技术细节关注度有限。

　　同时，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据科学也在冲击着科研，自然也冲击了科普。2006年，JoVe（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创刊，2014年被SCIE收录，影响因子达1.325，作为一份实验学科的期刊并不理想，但作为第一份同行评议的以视频形式发表的期刊，这标志着学术交流从文字传播的单一形式开始走向多媒体富文本的时代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现在科技论文已经不仅仅是文字传播了，科研人员正通过社交网络传播成果，很多期刊都接受用视频、动画甚至幻灯片作为论文的补充材料。而科普也正处于这一波技术浪潮之中，科普漫画、短视频、播客及博客都成了科普的阵地。其实，借助多媒体互动，很多科普作品开始包含探索式小游戏与在线应用，引导读者自己得出结论。在技术层面科研与科普的界限不再明显，同样的展示手段也既可以进行科研展示，也可以用于科普说明。

　　虽然说目标群体的变化、内容主题的专业化与前沿化、信息技术的冲击等因素会让科普工作增加难度，但如果能将科普与科研有机结合互动，相信科学传播会上一个新台阶，公众与科学探索都将最终受益。

　　（作者于淼在滑铁卢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