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明确了两条底线任务、三方面重点工作及推动实现“两新”。在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该文件提出要“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

　　实际上，在2020年2月8日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与会代表就呼吁加强共同行动，推进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全面转型，打造更具包容性、韧性、可持续性和潜力的粮食体系，促进抗击贫困、饥饿、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以及不平等问题。同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2021年全球人口大约达到76亿人，每年以大约1%的速度在增长。

　　面对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如何喂饱不断增加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新的生物育种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将可能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是，与新型生物育种技术本身不断升级换代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这一技术在社会层面上遭到了大量的抵制，即便我们采用了生物育种这个更加“理性”的说法，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依然会把生物育种直接与转基因画上等号。应该说，没有哪一种技术所遭遇过的抵制可以跟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同日而语”。虽然我们说科学和技术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公众对科学总体上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议题，公众的态度就可能会出现极化，尤其是在争议性技术方面，而转基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

　　从科普的视角来看，作为一种有助于改善全球人口粮食供应的育种技术，转基因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领域和话题，我们不仅需要转基因技术，同时也需要转基因科普，因为技术的最终目标是要造福人类，也就是“科技向善”，但是如果公众不理解、不接受这一技术，那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相反效果”。正如卡尔˙萨根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而要让公众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那科普就是必然选择。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转基因这个话题，已经形成了一个“舆论战场”，科学共同体、科学家、科学新闻记者、意见领袖、游说团体和广大公众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在“反转”与“挺转”之间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而两派也各说各话； 一方面是由于双方缺乏平等对话的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各自所持的观点难以“中和”。

　　反转的理由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从转基因科普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要正视这种现实和挑战，更有必要去反思一下如何做好转基因的科普工作。

　　我们不能仅仅把公众分成“挺转”和“反转”两派就完事了，而是要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和考察为什么有些人会“反转”，这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他们持有这种立场的理由是什么，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吗？还是我们开展科普的方式方法有待于改善和更新？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传统上单纯的“知识灌输式”方法已经失效了，因为公众不是等待用信息去填满的“空瓶子”，他们也有自己的立场，知识背景和价值观等，所以他们在做个人决策时，一定会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而科学知识只不过是这些众多因素之中的一个，同时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因素的占比可能还很小。还拿转基因来说，“反转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导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不是由事实和逻辑所形成的认知根本不会受到事实和逻辑的影响和左右，而“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则是：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所以转基因科普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事实，更要把握“后真相时代”的特征，要从树立公众的科学理性这一角度来入手，讲好科学故事。我们不妨参考一下，曾经力主反转的马克˙莱纳斯立场转变背后的原因，以及他对“反转人士”以及“反转”立场的理性分析，这对于我们做好转基因科普工作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而且，我们有必要贯彻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当然，这种参与并不应该是“走过场式”的，而是要真正地把公众参与纳入到全流程之中，甚至是在项目设计之初就把公众的意见考虑进来。有专家认为，当前存在的“恐转”和“反转”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某种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当然这里说的参与是全程的参与。

　　另外，我们有必要跳出转基因本身来思考如何做好转基因科普，或者说应该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更大的视角来看待转基因科普。因为从争议性话题的视角来说，有关转基因的问题可能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收益与风险、监管与自由、科学与传统价值观、政治优先事项与环境价值以及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社会议题。也就是说，有一些对科学争议的担忧实际上与科学本身无关，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对科学进行解释并不能缓解任何担忧的原因。因为大多数公众争论都与科学将如何被使用，或者谁将从中受益，谁将承担风险，或者是否应该首先开展这项科学研究有关。

　　因而，我们需要做好转基因科普工作，但是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则需要用全新的或者说不同的视角去思考。我们不仅仅要呈现科学事实，讲好科学故事，告诉人们这项技术是什么，也要告诉人们这项技术为什么，同时也有必要跟“反转人士”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立场、担忧和价值观等相关因素，只有双方就某些话题达成一致，那么才有可能开展真诚而有建树的对话，做对并且做好转基因科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