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海的神秘幽境到高山的皑皑雪巅，从广袤无垠的草原到郁郁葱葱的雨林，无数的生命形态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组成这颗蓝色星球上最灵动的诗篇。

　　今年5月22日是第25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通过卫星遥感、AI监测等手段又是如何助力破解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难题？光明网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进行解答。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全占军

　　法律守底 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含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全占军表示，生物多样性同时是人类福祉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全球一半以上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50%以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

　　然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却显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将是未来10年内世界将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可能会导致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保护生物多样性，迫在眉睫。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民生福祉改善，在政策法规、就地与迁地保护、生态修复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

　　全占军介绍，近年来，我国建成了“1+N+4”生态环保法律体系。其中，“1”是指发挥基础性、综合性作用的环境保护法；“N”是环境保护领域专门法律，包括针对传统环境领域大气、水、固体废物、土壤、噪声等方面的污染防治法律，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海洋、湿地、草原、森林、沙漠等方面的保护治理法律等。已经制定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湿地保护法，修改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4”则是针对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进行的立法，包括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风光 图源：新华社

　　不仅如此，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仍在逐步壮大。2024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国家公园法草案；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在世界环境立法法典化历史上同样是首次。

　　全占军指出，不断夯实的法治根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体制保障 守护自然生态系统精华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守护着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

　　全占军介绍，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具体举措，有利于系统保护国家生态重要区域和典型自然生态空间，全面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地貌景观多样性，推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完整保护，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生态根基。

　　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评估结果显示：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藏羚羊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增长到7万多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的27只、42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2群不到10只增长到7群42只。在“伞护效应”下，国家公园大中小型食肉动物、食草动物的分布范围和数量也都在快速增长。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地表水资源较多年平均值偏多33.7%，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净增309平方公里，水源涵养量平均增幅达6%以上。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连通了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全占军说。

图源：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按照《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我国已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全部建成后，中国国家公园保护面积的总规模将达到世界最大。

　　与此同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也给自然生态留下充足的休养生息空间，是从空间布局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实践。

　　全占军指出，通过创新性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空间连通性得到大幅提升。目前，全国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15万平方公里，囊括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区域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涵盖了我国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从宏观层面构建起系统性保护框架，有效防止了生态系统片段化和碎片化，进一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科技赋能 “天空地一体化”监测

　　生态质量监测是客观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状况、科学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的基础。全占军介绍，在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全球危机下，以人工为主的传统监测手段面临监测时空效率低、问题识别缓慢且不精准、多源数据整合困难、风险预测与决策响应滞后等系统性困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卫星遥感、基因组测序、多模态大模型、视听融合的智能计算、时空预测算法等实现突破性发展，新技术正在重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范式。

　　“目前，我国正在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AI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可以综合分析栖息地植被覆盖、地形地貌、水源等多要素，量化评估栖息地质量。”全占军介绍，野生动物物种与种群数量识别一直是制约生物多样性监测效率的一大难题，过去依赖专家经验识别物种不仅耗时费力，面对海量影像、声音、基因组学数据也难免力不从心。

　　通过融合多源数据与大模型相结合，新技术可以显著提升野生动物种群的识别精度、大幅缩短监测周期、减少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工作效率，为及时掌握生物种群动态提供有力支撑。

图源：生态环境部

　　此外，利用大数据平台将卫星、地面等多源数据整合，打破数据壁垒，可以实现共享和协同分析，为全面了解生物多样性状况和变化趋势提供丰富数据资源，对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等进行预测和情景分析，为制定长期的保护规划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比如，长江流域通过‘声纹+红外’联合监测，精准定位江豚种群核心活动区，动态调整禁渔区范围，助力实现江豚与人类在长江的和谐共处。卫星追踪白鹤等候鸟迁徙路径，并识别与往年路径集群发生变化的特定区域，再通过AI识别鸟种与数量，为划定新栖息地并制定应急保护决策提供有力支撑。结合卫星影像斑块特征、无人机航拍形态特征及地面声纹数据，大幅提升东北虎个体识别及其食物物种识别的准确率，进而补充食物完善食物链，这对旗舰物种的保护效果远超单一技术手段。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早期预警，提前预测爆发趋势，通过无人机精准喷洒生物抑制剂，也都有成功案例。”全占军说。

　　全占军认为，当前，新技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在深度耦合，我们也正在见证一场从被动保护到主动治理的范式革命，这将是我们人类修正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阶段，我国也一定能够运用新技术贡献一批优秀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记者蔡琳 张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