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长期在马兰基地工作的1966届清华大学校友朱凤蓉将军上台发言。她说：“我们是从清华毕业的极普通的学生，仅仅因为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年，刚满18岁的吴宇翔踏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求学，这句话，在少年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男儿何不带吴钩”

　　在很多人眼中，吴宇翔是品学兼优的“别人家的孩子”，不仅在清华大学本科直博，读博的5年间更发表了7篇SCI论文。然而在繁忙的学业中，他也曾有过青春的迷茫：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才是适合我的？

　　吴宇翔是个“行动派”，更敢于尝试。为了找到答案，他去最火的券商实习过，也创办过企业，更在基层政府锻炼过……回想起下定决心的时刻，他认为，是缘于在马兰基地的经历。

　　这里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核试验基地的研究中心之一，也是“两弹”研发的军事纪念地。站在茫茫的戈壁滩，吴宇翔切身地感受着这项伟大的事业。“我希望当我老了，回顾此生的时候，也能有一件事是值得自己铭记和骄傲的。”

　　在把所有能体验的经历都体验完后，吴宇翔在毕业之前做了决定，去核电行业，成为一名投身核工业的技术人员。2010年，他加入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核电总体设计和型号研发工作。

　　18岁时种下的那颗种子，发了芽。

　　工作之初，吴宇翔便承担起为“华龙一号”海外市场开发提供技术支持的工作。但入职不到一年，福岛核事故的发生让行业高速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一些年轻人难免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怀疑。”

　　是去是留，吴宇翔也曾动摇。看着身边的前辈和优秀的队友，怀揣着“男儿何不带吴钩”的志向，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2012年6月，他和团队赴巴基斯坦参加卡拉奇核电站K2/K3主合同谈判。面对巴方提出的一千多个技术问题，他们克服停电、没有空调、蚊虫肆虐等种种困难，倒班制工作，在谈判中解决了巴方所有问题，为主合同的签订奠定了坚实基础，助推了中国核电“走出去”。

　　“卡拉奇核电站是‘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工程，让核电走出去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核电成功出口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其中。”吴宇翔说。

　　“更安全、更智慧、更环保、更经济”

　　伴随着“华龙一号”成长起来的吴宇翔，逐渐承担起更多重要的工作。

　　华龙一号研发基本成型时，他意识到标准自主化对于核电技术自主化的关键作用，牵头编撰完成了140页的《华龙一号技术标准体系分析与策划报告》。报告得到了中核集团的高度重视，批准“华龙一号型号标准研究”课题立项，并得到多方支持。历时四年，建立了一套涵盖全生命周期的自主化核电标准体系，为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和“走出去”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2018年开始，吴宇翔负责华龙后续机型研发工作，这也是中核集团实现大型压水堆技术从“并跑”到“领跑”战略目标的重要一步。作为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兼总师办主任，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吴宇翔完成华龙后续机型从技术指标和特征论证、科研立项和审查、型号研发团队组建、型号研发工作组织实施、重要技术问题决策等一系列工作。他形容，新型号研发项目就像“磁铁”一样，吸走了他的精力和时间。

　　在华龙后续机型研发中，安全性和竞争力是必须要兼顾的两大方面。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采用双层安全壳设计，创新采用“能动+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更好地保证核电站的安全。但后续机型的设计研发中，双层安全壳改回了单层安全壳，看起来是走了回头路，但是由于设计基准和输入发生了重要变化，背后反映的是认识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因为要解决非能动水箱布置和放大飞机撞击两个关键问题。经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和理论计算，研发团队发现将非能动换热水箱位置降低，依然可以满足要求。同时，研发团队也做了一次现场撞击实验，将飞机发动机高速撞向安全壳靶板，安全壳依然安然无恙。

　　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曾介绍，从指标上来看，华龙后续机型的安全性依然比国际上三代要求高一个量级，经济性优于今天的“华龙一号” 批量化后的目标，同时其建设工期可大幅度缩短，电厂可用率和电厂设计寿期都得到了提高，机型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

　　在由北京市科协、北京科技记协组织的“首都科技人”宣传活动中，吴宇翔分享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他希望未来的核电技术做到更安全、更智慧、更环保、更经济，让中国核电的名片更加闪耀，走向更远。（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