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寒是冬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极为寒冷的一段时间。《授时通考·天时》引《三礼义宗》载：“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十一月阳爻初起，至此始彻，阴气出地方尽，寒气并在上，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大风、低温、积雪，一派天寒地冻的萧条景象，松梅傲雪成为最美的自然景观。

　　太阳运行至黄经300度时，即为大寒。从公历1月20日前后开始，每五日为一候，大寒共有三候：大寒初五日，初候鸡始乳。在大自然中，小鸡的孵化由母鸡每年孵化一次，一般就在大寒时开始。

　　大寒又五日，二候征鸟厉疾。征鸟是具有高空飞行能力的猛禽，厉疾是迅猛的样子。大寒时草木干枯，在田野中生活的小动物易被高空飞行的猛禽发现并捕食。所以，猛禽时节经常可以看到猛禽像箭一样迅猛地扑向地面的猎物。

　　大寒后五日，三候水泽腹坚。大寒时，江河湖泊的水面结冰已经达到了全年最厚的程度，在太阳映照下会闪闪地放出温煦的光芒。  

　　一腊见三白

　　大寒期间，万物肃然，很少再有繁茂的作物需要打理，因此各地的农活一般很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间耕作虽然减少，农人们却依然奔忙于各种来年的农事准备工作，以求开春有个好的开始。北方农人忙于积肥，为开春的农耕做些准备，南方农人则是以加强小麦及其他作物的田间管理为主。而对于果木或是畜牧农，一般还是以防寒防冻为主，做好保暖工作，随时注意预防雪灾。

　　《吕氏春秋·慎人》记载：“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大寒期间如有大雪降落，对冬小麦十分有利，盖在麦苗上的大雪可以保持地温，有效地避免了麦苗被冻伤，于是农谚中有“腊月大雪半尺厚，麦子还嫌被不够”的说法。所以，大寒应该多下几场雪：“大寒见三白，农人衣食足。”“三白”指多下几场大雪，因为严寒会冻杀很多害虫的幼虫与虫卵，与此同时积雪将会在来年融化成水，使得农作物丰收，农民丰衣足食。大寒忌晴、宜雪的说法至少在宋时就有了，宋代欧阳修《喜雪示徐生》诗中有：

　　常闻老农语，一腊见三白。

　　是为丰年候，占验胜著策。

　　反之，如果腊月低温并不明显，则应提前做好灭虫、抗旱的准备：“大寒不寒，人马不安。”农闲时节，做些准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清代陆棋斗有一首《当湖竹枝词》写道：

　　米藏藁囤及时春，酿酒村庄腊白浓。

　　屈指大寒逢戌日，土功兴作趁残冬。

　　米曰冬春，酒曰腊白，皆因时命名也。

　　大寒后戌日入腊，俗例动作无忌。

　　冬天就要过去了，为了来年春种，人们也会做好准备工作。古时人们早已从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了土地连续耕种将会导致肥力减退的情况，宋末农书《种艺必用》说：“地久耕则耗。”要制止土地肥力下降，就必须施肥，以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早在南宋时期，杭州就已有专人收集和运送城市的人粪，《梦粱录》载：

　　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

　　明清以来，冬季积肥工作几乎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城市里不仅有挑粪担的，而且道旁都有粪坑，而这种粪坑往往租给乡下富农，留作积肥之用。

　　大寒时节，我国的岭南地区有捉田鼠的习俗。因为此时农作物已经基本收割完毕，平时看不到的田鼠窝开始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时节也成为岭南地区集中消灭田鼠的重要时间段。而且，当地还有吃田鼠的饮食习惯，所以捉田鼠不仅仅是一项农忙活动，甚至成了人们打野味的好时候。  

　　闽南商家则在大寒时节举行“尾牙”，这是一种在祭祀土地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习俗。“牙”即闽南民间祭拜土地公时，农历每月（除正月外））初二和十六，做生意的人都会准备一些祭品进行祭拜，祭拜后的菜肴可以给家人或伙计打打牙祭，因此也称“作牙”。农历的二月二日是头牙，十二月十六日便是尾牙。  

　　早期，商家要解雇伙计或工人都利用“尾牙”这一顿饭来暗示。尾牙宴的主菜是白斩鸡，雇主如果想要解聘哪一位伙计，便会鸡头相向，雇主如果不想解聘任何一位伙计，便会将鸡头朝向自己或将鸡头拿掉。有诗云：“一年伙计酬杯酒，万户香烟谢土神”上句是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雇主要辞退伙计，下句便是尾牙时家家户户都在祭祀土地公，闽南地区有俗谚说：“食尾忧忧，食头牙跷脚捻嘴须”，说的就是伙计吃头牙和吃尾牙的不同心情。发展到今天，各公司企业也在年末某日举行聚餐晚会和员工联谊活动，称作尾牙宴，一般是宴请员工进行年末的聚餐和联谊，以感谢和表彰员工一年以来的辛勤工作。  

　　岁终作大祭 

　　“大寒”是农历腊月的节气，古人称十二月为腊月，进入腊月还要进行一个重要的“腊祭”活动。《说文解字》中解释“腊”字：“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  

　　腊是周朝后期开始的年终祭祀宗族祖先、门户居室的专祭，以猎获的禽兽为祭品。腊祭之礼是一年中隆重的神灵献祭仪式之一它与春社一道构成年度祭祀周期。腊祭是祭祀周期的终点，也是重点，因为它有着催生新的时间的特殊意义。在上古三代，腊祭有着原始的宗教典礼的意味，《月令》中有“（孟冬）是月也，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休息之”。蜡、腊在古代略有不同，应该说，先有蜡，后有腊。战国时期以“腊”统称蜡、腊二祭。《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二年（前 326），初腊”。秦国承继着中原的腊祭。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十二月，始皇为求仙术，“更名腊曰‘嘉平”，用恢复夏代腊祭的名号，来求取长生之术。汉代仍以腊名，《风俗通义·祀典》：“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先祖也。”周朝重视的“腊先祖五祀”的腊祭内容，在汉代礼教政治的背景下重新受到社会上下的重视，并且将其融入逐渐形成的岁时节日体系。无论是严肃的祭祀，还是纵情狂欢，其根本的意图在于对旧日岁神佑的报偿与对来年丰收的祈求。后世的腊日正传承着这新故交接的人文意义。  

　　腊祭在汉代同样是“岁终大祭”，但其宗教性的时祭意义大为削弱，已不像上古三代那样作为朝廷大礼，它主要是作为一个民俗节日进行祭祀庆祝，因此“腊日”不再是一个盛大的时间仪礼过程，它有相对固定的时间点。

　　汉代腊日相当于后世的大年三十，虽然它与正月元旦之间没有像年三十与初一那样在时间上前后相接，但腊正之间在送旧迎新性质上紧密相连。《史记·天官书》记述了西汉时腊节的情形，“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人们在腊日期间休息团聚。  

　　“腊日”除团聚庆祝外，还有一个重要节俗就是送寒逐疫。处在年度周期新旧更替的时段上，《礼记·月令》曰：“（腊月）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日月星辰轮转一周，到了终点，也回到了起点，在卦历上，属于良卦《周易·说卦第十》：“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于艮”，这里的星有人说是“昏参中”，也有人说是大火且中，从古人的以大火定季的习俗看，大火旦中说较为可信。《左传·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注文说：“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大日中预示寒气将退，腊日的选择大概就参考了这一星象。因腊日大火的关系，人们对火神及火神在人间的化身灶神自然产生崇拜因此腊日祀灶也在情理之中。季夏、季冬祀灶的习俗在中国古代有着对应的关系，这与大火的季节出现有关，先秦“灶神，常祀在夏”，随着人们阴阳观念的变化，秦汉时期作为夏季“常祀”的灶祭仪逐渐集中到季冬时节的腊日。“寒退”是腊日的自然气候腊日深层的意旨就是人与天应促成寒气的及时退隐，以利阳气的升。因此东汉蔡邕在《月令章句》中说：日行北方一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  

　　自先秦以来就有的岁末驱傩仪式在东汉仍旧隆重举行，并且以新的传说来说明岁末驱傩的必要：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一居江水，为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枢隅处，好惊吓小儿。颛顼在月令时代是主管冬季的天帝，汉时却演变为恶鬼之父，颛顼神格的变化表明了民众对天道信仰态度的变化，天如人界有善有恶，人们亦可根据自己的力量来驱除、抑制邪恶。  

　　驱傩的仪式一般在腊日前一夜举行，将房屋内的疫鬼驱除后在门上画上神茶、郁垒二神像，并在门户上悬挂捉鬼的苇索，以保证家居的安全。汉朝另一则防卫巫术，是岁暮腊日在住宅四隅埋上圆石及七枚桃弧，这样“则无鬼疫”。在古代宗教年度周期中，腊祭的次日是新岁之始，“初岁”之说，正是古年俗的遗留。自从夏历正旦为岁首之后，腊日就成为与夏历年首协调配合的岁末节日，因此，腊与新年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距离。这样腊明日在秦汉之时也就成为“初岁”或“小新岁”。传统中国的时间观中有着较强的更新意识，人们以流动的变化的观念对待时间的流转，旧的时间中意味着新时间的发生，旧未去、新已到，腊日正处在新旧交替的交界点上，因此尽力地驱除，是为了新春的到来，驱疫逐邪活动的本身就在为阳春的到来开辟道路，《论衡·解除》：“梦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纳）吉也。”“送旧迎新”、“纳吉”正是腊日庆祝盛大热烈的动力所在。  

　　秦汉时期，蜡祭与腊祭合而为一，其祭名曰“腊察”。汉武帝太初年（前104），汉朝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年终的十二月称为腊月，腊祭就在腊月某一日举行。隋代社台卿《玉烛宝典》解释说：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是“同日异祭也”。也就是说，在腊月的某一固定的日子同时举行腊祭和蜡祭。这个日子便是腊日。《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说明至少在南朝梁时期，我国长江流域的期楚地区已经以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后来佛教传入，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遂附会将腊八节定为佛成道日。  

　　腊八这天最普遍的习俗便是喝腊八粥，而腊八粥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最早开始于宋代。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面食也。”《梦梁录》曰：“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名佛粥。”最早的时候，腊八粥是跟佛教联系在一起的。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苦行多年，饿得骨瘦如柴时遇见一个牧女，送他乳糜食用。他吃了乳糜后端坐在菩提树下人定，并于十二月初八日成道。  

　　佛教传入我国后，各地兴建寺院，煮粥敬佛的活动也随之盛行起来，尤其是到了腊月初八，各寺院都要诵经，并用香谷和果实等造粥供佛，名为“腊八粥”。由于粥来自佛门，因此腊八施粥便有行善的深意，有一首《上海县竹枝词》便记述了寺庙腊八施粥的活动：“庵寺僧徒日打斋，粥分腊八按门排，干菱炒栗兼兜凑，更有庵尼送满街。”

　　我国民间流传“腊八粥”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便给财主放牛，有一天过桥时不慎让牛跌断了腿。财主很是生气，便把他关起来，不给饭吃。朱元璋饿得难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老鼠洞，里面有些零碎的米、豆和红枣，他就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煮了一锅粥。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有一天又想起了这件事儿便吩咐御厨熬了一锅各种粮豆混在一起的粥，而这一天正好是腊初八，因此就叫腊八粥。  

　　元明清时期，腊八粥常常作为十二月初八日的皇家赏赐，给予百官，元《燕都游览志》云：“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燕京岁时记》云：“雍和宫喇嘛于初八日夜内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其粥锅之大，可容数石米。”大概取福散众人、共享太平的意思。  

　　我国北方地区有在腊八这天用醋泡大蒜的习俗，名“腊八醋”和“腊八蒜”。腊八醋和腊八蒜一般要泡到大年初一，吃饺子时正好食用。据民间传说，各家商号要在腊八这天算账，其中也包括外债，俗称“腊八算”。算好账后，寨主就要给欠钱的人家送信儿，让其准备还钱，民谚曰：“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腊八蒜的蒜字，正好和“算”字同音，于是也就成为腊八蒜的由来。

　　陕西关中地区的人在腊月初八这天不吃腊八粥，而是吃“腊八面”。探究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按照关中的习俗，腊月初五吃“五豆粥”，腊八就不想再喝粥了，改吃腊八面；另一种是说，清朝中叶时腊八粥在关中依旧流行，但由于清朝后期的几次大灾荒使得普通百姓整日以野菜稀粥度日，所以腊八节才开始吃面，算是更好一些的吃食了。  

　　腊月初八，因为历史和宗教的因素，成为我国传统节庆中活动比较明显的节日之一，也充分显示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与强大包容力。如今，我国浙江杭州灵隐寺还专门成立“浙江灵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并把腊八节的传供法会、讲经法会、腊八粥，以及和灵隐寺腊八节习俗相关的诗词文赋、民间传说，甚至包括腊八粥的配方、做法等集中在一起，共同申遗。2016年，“灵隐腊八节习俗”入选第六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12月，“灵隐腊八节习俗”又入选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寒忙迎年 

　　民间常说：“过了大寒，又是一年”，这里的“年”便是农历春节。大寒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般叫大寒迎年。而大寒时节正逢小年（一般北方地区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地区则是腊月二十四），民间一般有祭灶、扫尘、蒸年糕的习俗，主要是为即将来到的“大年”即春节做准备。  

　　祭灶是在我国流行范围极广的传统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都设有灶王神位，有的只供奉灶王爷一人，有的则同时供奉灶王奶奶，表达了人们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有人认为最早奉祀的灶神当是火神炎帝或火官祝融，《淮南子·氾论训》曰：“故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礼记·礼器疏》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后来，灶神成为一个容貌娇美的男性形象，《庄子·达生》借齐国方士皇子告敖的口说：“灶有髻”，晋司马彪注：“灶神，其状如美女，着赤衣，名髻也。”汉代以后，灶神司功过，《后汉书》记载，南阳（今河南境内）阴子方以黄羊祭灶，从而受了灶神的祝福，从此发迹。到了魏晋时代，灶神开始与道教相关，并有了灶王爷会上天向玉皇大帝告状的民间传说。《抱朴子·微旨》曰：“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月晦是指阴历每月最后一天，可见当时灶王爷回去告状的频率比后来高很多。晋代《风土记》曰：“今吴以腊月廿四日夜记。其谓神翌日朝天日一岁事，故前期祷之”，因为害怕灶神上天后，说些不利于白家的话，吴人会用酒祭祀，称为“醉司命”，这大抵就是后来糖瓜粘的另一种形式宋代之后，祭灶便开始使用一种称为“胶牙饧”的糖，用意或是认灶神上天后说些甜言蜜语，或是要让灶神的牙齿被糖粘住，说不出话来。北方常见的灶糖，就是所谓的“糖瓜”。从汉代至宋代，灶神从主饮食之事的神转变为家庭守护神。宋代范成大有一首《祭灶词》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祭灶的情形：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噗；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这首词将民间祭灶的情形交代得十分清楚，其中提到了“女儿避”。也就是说，至少在南宋，祭灶时已经有性别的要求了，到了明代，对祭灶的要求更严，《帝京景物略》中记曰：“男子祭、不令妇女见之。”民间传说，月亮属阴，灶君属阳，故“男不祭月，女不祭灶”。也有人认为，月神是女性神嫦娥，而灶神是炎帝或祝融等男性神，根据旧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所以有了以上规矩。  

　　清代宫廷和民间都十分重视祭灶，据传嘉庆帝之所以曾在上谕中称洋教为邪说，概因其“不祀祖先、不供门灶”，足见祭灶之重要性。《帝京岁时纪胜》描绘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时写道：“更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燕京岁时记》又称：“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这当是对阴子方故事的继承。据内务府奏案可知，坤宁宫祭灶一向供奉黄羊。后来，鲁迅与周作人都曾经写过关于黄羊祭灶的诗句。      

　　扫尘，原是古代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来演变成了年底的大扫除，同样寄托了人们岁末年初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宋代《梦粱录·除夜》曰：“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少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尘扫门间，去尘秽，净庭户。”清代顾禄《清嘉录》曰：“腊将残，择宪书（指历本）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尘’。”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清代，腊月末这段时间是人们打扫卫生的时间。究其原因，当是“尘”与“陈”谐音，月末扫尘不仅能使居室环境焕然一新，更有辞旧迎新的含义，其用意是把一切晦气统统扫出门。除了家里要焕然一新外，每个人也都要洗浴、理发，褪去过往的晦气，开启新年的好兆头，所以民间有“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  

　　关于小年祭灶与扫尘，民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很久以前，玉皇大帝为了掌握人间情况，就派三尸神常住人间。三尸神是个阿谀奉承、搬弄是非的家伙。一次，三尸神更危言耸听，密报人间咒骂玉皇大帝。玉帝大怒，降旨查明人间犯乱之事，并将犯乱人的姓名、罪行书于墙壁之上，让蜘蛛结网遮掩以做记号。又命王官于除夕下界，凡遇有带记号之家，满门抄斩，一个不留。三尸神好不高兴，乘机下凡，恶狠狠地在每户人家墙壁上做上记号好让王灵官来斩尽杀绝。此事让灶王府君知道了，大惊失色，为了搭救凡人，各家灶王爷聚集商量，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到除夕“接灶”前，每家每户必须清扫尘土，掸去蛛网，擦净门窗。王灵官于除夕来察看时，家家窗几净，焕然一新，灯火辉煌，团聚欢乐，人间美好无比。王灵官找不到所谓“劣迹”的记号，立刻返回天上，将人间祥和安乐，祈求新年如意的情况禀告玉皇大帝。  

　　腊月二十三后，我国各地区都进入了忙年的阶段，而此时北方地区民间有一种忙年歌（也称作“过年谣”），即通过童谣的方式描绘了各地忙年的习俗活动。比如北京地区的歌谣：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嘿嘿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除夕的饺子年年有。      

　　烛尽年还别 

　　忙完了年节食品的准备，人们开始要沐浴斋戒迎接新年了。浴祛秽是旧时年节的主要习俗之一。在年节过渡仪式中，为了将过渡时间变成特殊的净化阶段，人们不仅以驱邪、送神的形式实现时空净化，就是人体自身也需要洁净，以除旧迎新。湖北西都鹤峰人在除日“浴身”，称为“洗隔年尘”，也称“洗邋遢”。土家族人在腊月二十八将被子、衣物全部洗干净，全家老少用艾蒿煎水洗澡江苏常州人在腊月二十六日洗澡，称为“洗福禄”，二十七日夜浴“谓洗啾唧，祓除之意也。”岁末人体的清洁行为是一道必备的仪式，除了洗浴之外，还有剃年头，俗谚：“有钱无钱，剃头过年。”在岁末一定要剃好年头，干净过年。  

　　清洁沐浴之后，人们就要装点门庭了，所谓“二十八，贴花花”。贴花花，包括春联、门笺、年画、窗花剪纸等。  

　　先说门神，最早的门神是桃木刻成的偶人，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汉代门神已演变为两个人形图像，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神荼与郁垒。传说神茶、郁垒是两兄弟，专门负责提拿祸害人间的恶鬼。门神在后代不断增加，主要有钟馗、秦叔宝、尉迟敬德几位。门神画是绘有门神形象的图画，后来绘画题材扩大，变成年节时期装饰屋宇、增添喜气的年画。古代门神画中多画鹿、喜、宝马、瓶、鞍等象征物。年画题材广泛，喜庆吉祥是其主题，如连年有余、金玉堂、群仙赐福、招财进宝等。  

　　桃板、桃符以及后来普遍出现的春联是新年大门的重要饰物宋代以前门口悬挂的是桃符，桃符上写有辟邪祈福字样，桃符一年更换一次。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要表达的意愿越来越多，在桃符上的字也就越写越长，逐渐形成了对仗工整的吉祥联语。于是出现了春联这一新年门饰。春联的最初起源虽然是在唐末五代，但以纸写联语普及社会的时代应该是在明清时期。   岁末年终，最重要的是年夜饭。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随着家族社会的发展，多神祭祀逐渐演变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腊日之祭。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是人神共进的晚餐。  

　　传统的年夜饭，菜肴充满寓意。比如苏州人的年夜饭俗称“合家欢”，其中有一样菜肴叫安乐菜——用风干的茄蒂杂拌其他果蔬做成。人们吃年夜饭，下箸必先取此品，以求吉祥。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有条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称圆子，象征团团圆圆。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谐音“必齐”，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  

　　年夜饭当然有南北的地域差异，南方除了菜肴外，要吃糍粑或年糕，而北方一般吃饺子。饺子在中国起源很早，它能成为北方大年的标志食品，一方面因为饺子本身的美味，另一方面因为饺子是时间变化的象征物，在民俗观念中，新旧年度的时间交替在午夜子时，在除夕与新年交替之际，全家吃饺子以应“更岁交子”时间表示辞旧迎新。此外，为了添加节日的生活情趣，有的地方在包饺子时，还在其中加入糖块、花生、零，乃至钱币等物，谁吃到什么馅的饺子，谁就获得好的预兆。吃到糖块标志生活甜如蜜；吃到花生者就表示长生不老；吃到枣子意为早得子嗣；吃到钱币者自然新年有好的财运。  

　　除夕夜吃完年夜饭，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平安度岁。压岁钱是小儿新年最盼望的礼物。压岁钱相传起源较早，流行是在明清时期。压岁钱有特制钱与一般通行钱两种。特制的压岁钱是仿制品，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或方或长，钱上一般有“吉祥如意”“福禄寿喜”“长命百岁”等。  

　　明清时期通常用流通的银钱做压岁钱。这种压岁钱，有直接给予晚辈的，有的是在晚辈睡下后，放置其床脚或枕边。压岁钱本来是祝福的意义，但用流通的制钱给小儿压岁，这就给孩子带来了自主消费的愉悦，这种情形恐怕是明清以后才有的新现象，它开启了压岁钱由信仰功能向节日经济功能转变的趋势。民国以后，各钱铺年终特别开红纸零票，以备人们于压岁钱支用。当时还流行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圆，寓“长命百岁”之意；给已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财源茂盛”“一本万利”。使用现代纸钞票后，家长们则喜欢选用号码相连的新钞票，预兆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  

　　年夜饭后，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边，拉家常，聊未来，谈天说地，一直聊到五更天明，迎来新岁。人们在辞旧迎新的除夕，以通宵不寐的形式守候新年的到来，称为“守岁”。守岁的习俗在中国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守岁的目的是祈求长命。因为是整晚不睡，人们要打起精神强坐，所以在北方俗语中称为“熬年”。民间为了阻止人们除夕睡觉，还形成了一种禁忌，说如果这晚睡觉，第二年身体就不好。守岁是为了强固身体，延年益寿。在古代守岁还是为父母或老人祈寿的重要方式，因此一般人都坚持守岁。从古迄今人们一直将守岁作为辞旧迎新的重要过程。守岁是对旧岁的辞别与对新年的守望。  

　　守岁的民俗主要表现为除夕夜灯火通宵不灭。岁火起源于古代驱邪的需要：民间曾经流传着年兽的说法，说有一个名叫“年”的怪兽，经常在除夕夜出来吃人。因为年兽害怕红色的灯火，所以人们在门口挂上红灯笼，在庭院点燃红红的火焰，这样就保证了家人的安全。这则民间传说表达了人们在时间变换中的紧张与不安定的感觉，所以人们以热闹的灯火驱走黑暗，迎接新年黎明的到来。除夕守岁，除了岁火外还有“燃灯照岁”的习俗，即大年夜遍燃灯烛。明朝人过除夕，所有房子都点上灯烛，还要专门在床底点灯烛，谓之“照虚耗”，说如此照过之后，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      

　　伴随除夕守岁的是爆竹与焰火，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人们尽情地燃放烟花爆竹。新年爆竹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人们以此驱邪祈福。民俗认为，鞭炮等响声，能驱赶鬼邪。公元6世纪中叶成书的《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驱逐山怪恶鬼。当时真的是爆竹，方法是将竹筒置于火中烧烤竹筒受热膨胀，最后爆出声响，直到唐宋时期仍然采用这种爆竹方式。宋人范成大的《爆竹行》记述了当时吴地爆竹鸣放的情形。宋代除了传统的天然爆竹外，还出现了火药爆竹。这种火药爆竹不仅有霹雳的雷声，而且有硝烟散出。爆竹散出的硝烟有消灭空气中病菌的功效，所以人们在瘟疫发生的时候，经常要燃放爆竹。  

　　明清时期火药爆竹更加流行，人们除了以爆竹驱傩外，还用它来送神、迎神，以及接待拜年客。爆竹的声响增添节日气氛。清代北京除夕“爆竹声如击浪轰雷，编乎朝野”。苏州过年，锣鼓敲动，街巷相闻。送神之时，多放炮仗，炮仗有单响、双响、一本绝，名为“报旺鞭”。近代以来，乡村春节鞭炮是年俗必有的项目，假如过年没有爆竹声，人们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今天，当除夕午夜零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新年钟声敲响时，全国进入鼎沸状态，举国上下烟花飞舞、鞭炮齐鸣，一向矜持的中国人此刻融入狂欢的世界。  

　　人们在响彻云霄的鞭炮声中迎来新年，旧年回天汇报的诸神；这时又带着新的使命回到人间。为了迎接新神，各家摆起香案，虔诚祭祀。新年“进酒降神”是汉代就有的传统，民间一直沿袭下来。新年人们迎回诸神，诸神的降临意味着年度时间重归人神共处的日常世界。  

　　祖先祭祀是春节家祭中最重要的祭祀。《礼记》中对有关祖先祭祀的情况屡有记载，如“大饮丞”就是岁末的宗庙祖先祭祀大礼。明清以后，由于宗法观念的复兴，祭拜祖先重新成为新年仪式的重要环节。民国以来民间仍然保持春节祭祖的习惯，一般在家庭堂屋设置有祖先牌位，人们吃团年饭前，先要由家长依次请祖先回家团圆，在祖先享用之后，家人再上桌吃饭。  

　　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祭祀团聚，巩固了家族的内聚意识，保证了家族的绵延。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它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中国文明的悠久传承与中国家族社会绵延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

　　作者：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艳(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俗学博士)

　　编辑：涂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