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杜祥琬：“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

　　“国家需要的事，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

　　——杜祥琬

　　“我愿学习工科或理科，并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1956年，18岁的杜祥琬被选为留学苏联的预备生。填写选拔留苏生登记表时，他在“对留学的认识与志愿”一栏中这样写道。

　　彼时，他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才几个月。登记表里满载着这名新党员的赤诚：“为了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日到来，我愿意留学。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一个称职的建设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精力集中，方法科学，潜心研究，锲而不舍

2001年4月13日，摄于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自由电子激光实验室

摄影师：侯艺兵、王生生、王志英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这次留苏之旅并未成行。1959年，国家选派大学生到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攻读原子能专业，杜祥琬再次被选中。那份学习先进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那三年里酝酿得更为浓烈。

　　196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杜祥琬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这一刻似乎等了很久，“绝对服从祖国的需要”的誓言不止一次在耳畔响起。

　　多年后，杜祥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很多院士都在国外进修学习过。美国人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M’，他们爱的是MONEY（钱），但我们爱的是MOTHER（母亲）和MOTHERLAND（祖国）。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钱的重要，我们的国家也要富裕起来，这正需要我们去为祖国而努力。”

　　带着这份朴素的情感，杜祥琬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从事氢弹原理研制工作。

　　“这广袤无垠的戈壁荒漠，为一批批为国奋斗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几代人，隐姓埋名，历尽艰辛，在曲折磨砺中成熟，却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给予的无可比拟的激动和兴奋。为民族的兴盛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成一点有用的事。这种精神享受是无可替代的。”多年后，杜祥琬撰文深情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核武器让中国人不仅站起来，而且腰杆硬起来！”

杜详琬和陈能宽在高能所实验室(1993)

　　1986年，我国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在核物理领域已深耕大半辈子的杜祥琬，转到强激光技术研究领域，开始了他“最难、最焦虑”的一段研究历程。“国家当时又有了新课题、新任务给我们。”对此，杜祥琬如此轻描淡写地描述这个转变。

　　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主要负责人，杜祥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这条路之前国内国际都尝试过，但都没有做成功，我们要一步一步摸着路走……目标、技术路线以及途径，都需要我带领专家组来做，必须要考虑顶层和全局。”

　　杜祥琬一干又是20多年，带领团队使我国高能激光系统的科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推进到装备实用阶段。他把这段“最难、最焦虑”的时光，变成了自己“成就感最强”的科研经历。

　　不过，杜祥琬并没有在这条“成就感最强”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此后，他投身能源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做了大量创新性研究和开创性工作。

　　对一名科学家而言，多次转变研究领域似乎并不“划算”。杜祥琬自然也明白：“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他就会像挖井一样，可以做得更深一点儿。我并不想转领域。”

　　但是，他每次都转了。为何？

　　“国家需要的事，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这就是他的回答，他18岁时就已给出了承诺。

　　院士小传：

　　杜祥琬（1938— ），应用核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为我国核试验成功和核武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次、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200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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