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前几天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试图澄清科普中常见的几个观念误区，包括“科普书是闲书”？ “科普仅是普及科学知识”？ “科普对象只是学生儿童”？ “科普只是‘小儿科’”？以及“科普只是科学家之事”？

　　实际上，我们经常可以在很多传播平台上看到关于科普的一些论述，包括但不限于对科学家的采访，科普从业者的个人陈述以及其他人士的评论等等。但是从观念到行动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隔阂”。顾客心理学家亚当˙费里尔说过，“行为改变态度，远比态度改变行为来得快。”科普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情，“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只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身于科普实践，对科普的认识或者说上述的一些误区也才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讨论科研人员做科普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述一些国外的作法或者说惯例，比如国外的科研机构会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会出台传播之南，成立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甚至组建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以及欧盟框架计划也通过两种途径来增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结合:设置独立的科学传播板块和在非科学传播项目中嵌入科学传播内容，等等。而且如果我们在网络上进行广泛搜索的话，我们会发现国外很多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会写一些关于如何做好科普这件事的评论，其中包括对科普的认识，从事科普的一些经历以及自身的一些做法等等，但是国内这样的内容还不多见。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几天参加的一次科普图书策划会，某国企计划启动一项科普图书出版的工作，重点聚焦本行业的实践，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科学知识，凸显科学家精神和大国工匠精神。

　　在策划会上，一位专家就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具备几个特点的发言给人印象深刻。首先来说，好的科普作品应该“解渴解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很多事情都有浓厚的好奇心，渴望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好的科普作用应该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渴求，同时针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汤加火山喷发，新冠肺炎疫情等等，公众又存在着一些忧虑，希望科技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可供参考和决策的证据，所以科普需要去解答他们的忧虑。其次，好的科普作品要可读可看。既然是科普，就需要用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把抽象的科学解释出来，而不是自说自话，要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而且也要采用各种图片来丰富文字的内容，“一图胜千言”。再次，好的科普作品要实现科技+人文，以及专业+故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的，科普作品不能仅仅局限于讲述科技本身的事情，还要从历史等方面阐述人文因素，需要把具体的科技内容放到更大的情境之下去解释，甚至说，更需要把相关的因素整合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貌似不是在讲科学和技术本身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就是在说科学和技术。至于专业性与故事性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要讲故事，要讲科学的故事，用科普的手法来讲述科学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的科普作品往往是在故事化的叙事和表达过程中传播了科学和技术的内容，给人以亲近感，也就是以故事化的框架包裹起科学和技术的内核。而那些让人感觉有一定距离科普作品往往是在故事性上存在不足，导致故事和科技本身“两张皮”。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则需要科学家与科普作家的结合，或者说需要紧密的合作。由科学家负责科学性方面的问题，而科普作家则需要用文学的手法对科学内容进行“翻译”和“解释”。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科普作品并不容易书写，因为它往往会在专业读者的无聊与普通读者的晦涩之间摇摆。而为了摆脱这个困境，我们更应该去探索一条如何写好科普作品的可行路径，呈现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让科普作品“解渴解忧”，“可读可看”。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