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科普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公众充分地理解科学，以便他们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但是如果我们只向公众讲解科学知识，但是并不告诉他们这些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那么他们并不能把这些科学知识活学活用到自己的日常决策之中，也就是说科普要从科学是什么升华到科学为什么，否则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就不能从“其然”上升到“所以然”。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仅要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更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甚至在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后真相时代”中，我们的科普工作需要发生一些变化，那就是从“知识补课”向“价值引领”转变。因为只要公众有意愿，那么他们就一定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到相应的知识，那对于科普工作本身来说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用指尖就可以获得实时的在线信息的时代，公众需要知道这些知识吗？还是更确切地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它们？

　　实际上，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到底该向公众传播什么样的科学知识以及这些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方法、理念和科学精神？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绕过同行评议而将未达成共识的“成果”向公众传播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前有“冷核聚变”，后有“基因编辑婴儿”，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让公众更加理解科学，反而会让他们更加质疑科学。所以在学术出版领域的英格尔芬规则还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科学新闻应该基于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

　　其次，即便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迟滞”所带来的影响。由美国文化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这个概念原指一个文化领域的创新，需要其他文化领域进行调整，因调整而延误的时间。但是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伯纳姆借用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实验室或专业领域内的最新进展经常不能立刻为一般公众所知，当它们确实传到‘公众’面前时，往往只有非常少的一群读者或听众能立刻明白这一进展的内容和意义所在。”所以就此而论，理解前沿科技成果需要一定的“前设知识”，而这些“前设知识”应该成为科普的重点和着眼点。

　　再次，我们一直强调公众理解科学，但是纵观当前的很多科普内容，无论是音视频，还是图文，都更多地关注在公众理解研究上，或者说是让公众理解“正在制造的科学”。而如果公众不理解和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那么就相当于 “常常在没有掌握理解高级材料所需要的更基本材料之前就直接去碰那些高级材料，许多消费者就简单地放弃并认为科学难以理解。”这对于科普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科普中的“文化迟滞”现象有所减弱，这得益于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便捷，但同时也增加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混乱程度”，因为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即便同一个主题和话题，他们也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甚至有些彼此矛盾的解读。而且有些产品恰恰也是利用了这种“文化迟滞”现象，用一些时髦的科学名词装点一些原本就存在的产品，“新瓶装旧酒”。

　　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要传播前沿科技成果，而是在思考针对前沿科技成果，我们应该传播它的什么，同时也应该考虑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去传播，只有理清这背后的逻辑，我们才能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研究成果，毕竟“让别人明白之前自己要先明白”。

　　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文化迟滞”现象，那么就可以明白科普需要更加关注基础性的内容，注重传播基本科学知识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科学方法，培养公众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的能力，以及提升他们获取信息和辨识信息的技能，进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基于科学证据的决策。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