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吃鸡自由” 真的没那么简单

　　近来，一则关于中国成功自主培育白羽肉鸡种鸡的消息刷屏。12月3日，农业农村部官网发布最新消息，“广明2号”白羽肉鸡配套系等首批三个白羽肉鸡新品种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这意味我国白羽肉鸡种源依赖进口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不少人直到此时才了解到，占据中国鸡肉市场半壁江山的白羽鸡养殖长期依赖国外种源，中国人的“吃鸡自由”并不简单。

　　白羽鸡的故事再度揭示了全球长期存在的“食物垄断”现象，同时也表明，在高度全球化的市场中，掌握食物生产和流通的主动权，对保证供应稳定，确保产业发展、种业安全和生态安全十分重要。

　　白羽鸡种源垄断

　　种鸡定价权被控制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变化，食物也不例外。因为全球化带来的物种交换、技术进步和运输革命，人们不再只吃自家后院种出来的新鲜蔬菜；伴随着农业工业化的过程，无论主粮还是零食，都逐渐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商品。

　　这种变化产生了很多影响。有些影响是积极的，比如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否则根本无法供养地球上现有的人口；还有一些影响是负面的，比如像涉及白羽鸡种鸡的“食物垄断”。

　　从2004年以来，中国白羽肉鸡种源100%依赖进口，既是产业发展的瓶颈，也是影响国家种业安全的短板。很多中国的地方鸡种因为生长速度、出肉量不如白羽鸡，慢慢淡出市场，甚至直接绝种。本土鸡“离场”本身是市场行为的结果，但经过现代技术培育的白羽鸡无法自行繁殖，还要依靠“外援”配种。

　　尽管不太可能出现美国公司断供种鸡导致中国人吃不上肉鸡的情况，但种鸡定价权无疑掌握在他人之手。

　　如果供应被控制的不只是种鸡，而是某种重要的食物、饲料原材料或者每天赖以生存的主粮呢？

　　这并非耸人听闻。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食物体系中的垄断对各国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产生直接影响，甚至有时能成为地缘政治武器。

　　“ABCD”权力大

　　操控全球谷物大部分交易量

　　提到全球食物生产体系，不能不提国际四大粮商——“ABCD”，即美国的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业内普遍认为，这四家企业垄断性操控了全球谷物大部分交易量，拥有举足轻重的定价权。

　　在全球食物交易中，“ABCD”集中着大量资本，对全球食物上游的原料和期货、中游的生产加工和品牌、下游的市场渠道与供应都拥有垄断性权力。近几十年来，传统跨国粮商与孟山都等涉及转基因业务的公司合作，进一步在转基因育种等新兴领域巩固权力。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粮商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已故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分析“结构性权力”时指出，结构性权力已经取代了传统意义的权力，其组成部分包括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其中，全球化引发的生产结构性权力扩张，正推动国家间政治向跨国社会政治转变，掌握全供应链的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全球生产结构的掌权者。

　　“ABCD”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结构性权力理论。从较为早期的例子看，1970年代，美国推翻智利阿连德政权，粮食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早在阿连德上台前，美国根据PL480法案向智利提供粮食，规定受援国接受优惠贷款后必须从美国粮企买粮。在这一过程中，“ABCD”中的美国粮企ADM、邦吉和嘉吉在智利过量倾销美国余粮，导致智利本国粮商在低价倾销中破产。当美国决定打压“不听话”的智利政权，就通过这些跨国企业操纵智利粮食市场，导致粮价暴涨，成为压垮阿连德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同样的做法在现当代历史中屡见不鲜。比如，有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曾因为引进并大规模种植美国转基因大豆，不得不向美国支付大量专利费，在国际市场上严重依赖大豆出口换汇购买其他主粮。

　　事实上，包括“ABCD”、大型转基因育种企业在内的跨国机构近年来也在国际粮食期货市场试图争夺中国部分主粮控制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回击。

　　正视现有全球食物体系中

　　西方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的结构性权力

　　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认为，人们被全球化的食物生产体系所控制，无法接触到更天然健康的食材和更具传统文化意义的饮食，会给健康带来严重风险。这些机构提出要尊重“食物主权”，即生产、运输和消费食物的人，能够掌控食物生产和分配的全球机制与政策。

　　“食物主权”概念于1996年由非营利组织“国际农民运动”首次提出。虽然“食物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户和中小农场主在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打击后的“应激”反应，但从根本上揭示了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食物体系的基本矛盾，即跨国公司模式和较为小型的社群本位农业模式之间的矛盾。

　　然而，“食物主权”思想目前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首先，这一概念比较模糊，从最初关注中小农户的利益，到关注女权，再到关注气候、污染等种种议题，导致泛化不清。

　　其次，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食物主权”无力挑战跨国企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无力挑战农业工业化、规模化趋势。全球化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其效率远远高于小农经济。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最后，“食物主权”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广泛承认。“食物主权”含反全球化思想，与很多国家奉行的自由贸易、全球化政策相背，导致其只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较难在公共政策中落地。

　　尽管如此，“食物主权”仍警醒各国政府和民众，要正视现有全球食物体系中西方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的结构性权力，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同时，警惕旧国际格局带来的威胁，坚持以公平正义理念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构建真正包容共赢的供应链体系和开放共享的世界经济。（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