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庆在拍摄植物。记者张智敏摄

　　眼前，是两本像《辞海》一样沉甸甸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植物图鉴》。

　　翻开图鉴，每株植物都有不同侧面的清晰“证件照”和翔实的“身份”说明。如此工程浩大的图鉴，其完成者不是专业机构或团体，而是一个和祁连山痴缠了半辈子的牧民“孩子”。

　　十几万张照片、1300多个植物种、无数刺破长好再刺破的伤口、数不清的披星戴月的日子……高级畜牧师安国庆将自己半生的祁连梦、18年追寻植物踪迹的苦旅都凝结在这两册图鉴里。

　　草原孩子的祁连梦

　　退休前，安国庆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草原工作站工作。他是牧民的孩子，自小伴着羊群在草地上打滚，对植物有一种莫名的依恋。懵懂不知事时，他就喜欢趴在地上观察长相特别的草木，时不时还要捻起来尝一尝。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童年的欢趣会成为他大半辈子孜孜以求、魂牵梦萦的事业。

　　1976年，21岁的安国庆到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读书。每当他拂过课本，手似乎又触到了那些曾在手上把玩过的植物，白色绒毛依然有些扎人，阵阵草香伴着鲜红的花瓣又飘到了鼻尖。

　　带着对草木的一往情深，安国庆一步步开启他对草原和植物的探秘之旅。他的工作由研究一颗牧草种子的成长，过渡到关注整个草原的生态变迁，触碰的领域越来越广，雄心也越来越大。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祁连山北麓，人口不足两万，总面积2.38万平方公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近六成分布在县域内。

　　祁连山植物调查始于1949年。1957年和1983年，专家又对肃南县境内的植物做了两次专门调查。然而，受当时条件限制，调查还不够细致。

　　一方面，肃南山大沟深，山势陡峻巍峨，人脚力所及地方有限，许多祁连山深处的植物都被遗漏；另一方面，调查结果记录的是植物的名目和数量综述，无图为证、名称非官方、且夹杂着许多“同胞兄弟”，很难真正起到科学考证作用。

　　“脚力不到，就谈不上‘普查’，就不能说对祁连山的植物资源心里有数。”安国庆说。

　　为了理清“家底”，退休后，安国庆全身心踏上了在祁连山上辨草木的漫漫征程。

　　堪比《西游记》里的“取经路”

　　巍巍祁连山，冰雪连绵，草木深深，松涛阵阵。安国庆深一脚、浅一脚走着，举着相机屏息凝神地观察着眼前的一草一木，在地上一趴就是数十分钟。他小心翼翼地把标本采下，轻轻地放到纸上，来回往复。

　　安国庆找植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偶遇”型，走到哪拍到哪；另一种是“目的”型，根据《肃南县牧业区划报告》中的植物名录寻找。前一种比较轻松，后一种因为只记载了大概的分布区域和海拔高度，只能凭经验“地毯式搜索”。

　　为了一株植物多次奔波的事不在少数。刮风打雷、跌打损伤、遭遇猛兽等“难关”，在安国庆的野外考察中更是司空见惯。

　　为了拍摄悬崖上的“刚毛忍冬”，安国庆曾从4米高的悬崖坡上跌落；在雪山上艰难前行，一个小时走上100米，只为找到那生长在高山上的“密花翠雀”；还有一次进山，车陷进沙地，他和女儿差不多挖了一天沙，才把车开出来……

　　每每提起这些，安国庆从来都是摇头摆手，“这有什么难的，都习惯了。”

　　“这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堪比《西游记》里的‘取经路’。”安国庆的女儿安丽娜嗔怪。因为安国庆的“冒失”，家人没少操心。

　　如今安国庆年事已高，腿脚不复当初。为了方便照顾父亲，安丽娜一有空便会和他一同进山，成了父亲的“最佳拍档”。

　　在安国庆家里，另一个吸引记者目光的地方是一个装满相机、镜头的柜子。东风、尼康、佳能，定焦、长焦、微距……加起来足有十几台。有的相机贴上了胶布，有的镜头被摔碎。

　　安丽娜告诉记者，这些相机差不多是安国庆退休后的全部“身家”。

　　为什么一定要给植物留张彩色照片？安国庆说，他看过的很多早期植物图鉴上都是墨线图，寥寥几笔能勾勒出植物的柔美形态，但由于缺乏色彩和细节，无法为科学辨识提供最直接的依据。

　　安国庆下定决心要为自己遇到过的植物留存“完美容颜”。2003年购入第一台相机后，他下足了“笨功夫”。

　　“上午10点左右，黄花植物，用Ｆ5.8、1/250秒、6毫米，偏亮，光圈该设在8左右。”这是安国庆笔记本上的一段植物摄影记录，旁边还配上了太阳光线角度的图画。像这样，每一张照片拍摄时设置的数据、时间、效果，是否需要重拍，安国庆都一一记下。

　　“拍植物一定要细心，颜色要正，形状要完整，绒毛和花纹都要清晰，每个生长阶段都得尽力拍上。”安国庆说。

　　对于拍摄这件事，安国庆特别谨慎。但笔记本依然有一些地方写着“照片失色、颜色不理想（无补）”。“有一些花没拍好，再去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了。”“无补”二字，对安国庆来说分外沉重。

　　拿回了植物的“证件照”，下一步就是辨识和定名，给植物办“身份证”。

　　安丽娜说，除了上山，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房间搞鉴定，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七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每一本大约3厘米厚，收录了中国9000多个物种的信息，这是安国庆最初鉴定植物的资料来源。

　　一页一页翻过去，几册书都被安国庆翻烂，其中还夹杂着他对信息的补充。有时鉴定一个物种可能就得花上十天半个月。

　　安国庆的鉴定既不迷信权威，也不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除了多方资料辅证，他还要再找专家确认。有过误认，也纠正过《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时间一长，安国庆练就了“火眼金睛”。对普通人来说，有的植物看起来形状颜色花纹一模一样，但是安国庆就能看出来花瓣底下的黑点数量不同，从而确定该物种是不是一个新的变种。

　　18年风雨兼程的“取经路”，反复走过那些弯弯道道、沟沟岔岔，取到的“真经”便是这十几万张照片、1300多个植物种和两本植物图鉴。

　　祁连山里的“巡逻兵”

　　拿起晾干的植物标本，安国庆用牙刷轻轻地拂去标本根部的尘土，一边吹，一边按美观清晰的形状将植物在台纸上摆好，迅速穿针引线后，扎上一个个孔，把线穿过去，边缝还要边调整植物的位置。这是安国庆缝制植物标本时重复了千百遍的场景。

　　“祁连山是中国重要的植物基因库，我存下的标本和种子现在没啥用，今后可能会有大用处。”安国庆说。

　　每一个植物，安国庆都会使用GPS坐标定位记录下来。当前找到的1300多个植物种，比起之前的两次普查，已增加了4个科、41个属、236个种，还有50多种植物仍在鉴定。当前采集的种子，他已交给上级林业部门作为种质资源保存。

　　“有些植物图鉴上说甘肃没有分布的植物，我都在祁连山上找到了。”安国庆说。

　　寻寻觅觅这些年，安国庆就像一个“巡逻兵”，自片叶中观测环境的变化，以他独特的视角守护着脆弱的生态。

　　“地衣类植物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尤其对化学制剂等外来干扰，它会迅速做出反应。”安国庆说，如果禁牧区某个地方的地衣消失，那就得仔细查查是不是有人偷偷进来了。

　　垃圾袋、车辙印，安国庆走到哪里遇上，就把这些“闯入”的痕迹报给当地管理部门。还有一些采蘑菇的年轻男女，骑着摩托车就开到了深山里。安国庆见着车碾过的草甸直心疼，又好言好语地劝他们回去。

　　这片绿色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巨大变化，安国庆也不曾忽视。

　　草比人长得高，那些被羊踩踏过的“鱼鳞斑纹”重新覆上了草地，就连野生动物一度消失的祁连山东麓也重新变成动物的“乐园”。安国庆目击过大批白唇鹿迁徙，也发现过比两个烟盒还要大的熊足印。

　　“环境变好了，儿时‘风吹草低见牛羊’情景重现。”安国庆在电脑里逐字记录下他所看到的这一切：“祁丰乡除了阳坡多砾地还能看到地表外，河谷和坡的温性草原、山地草甸、高寒草甸等三个类的牧草盖度均达到了95%至100%；森林边缘灌丛林中3至7年的幼苗每平方米3至10株；德合隆、皇城马营、铧尖都能见到马麝活动踪迹……”

　　肃南县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祁晓梅说：“祁连山植物种类丰富，安国庆常年行走在深山中，他所提供的观察报告能让我们对不同海拔和梯度的珍贵资源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保护，对生态保护具有独特的价值。”

　　曾经这是安国庆的本职工作，尽职，兢兢业业；退休后他也未曾停下，守护，不忘初心。

　　安国庆对肃南境内植物标本采集已经全部完成。今年他又受聘参与完成了对张掖市境内的植物调查，共采集到2000多份标本，鉴定工作正在进行。

　　等手头的工作结束，安国庆还想往更远的地方走一走，去了解植物的整体分布。（记者王博、何问、张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