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在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科研人员的语言中会充满各种专业术语，这有力地提升了交流的效果，因为不熟悉这套话语体系的人往往也不会成为学术交流的对象，从这方面来说，语言确实是结成共同体的黏合剂，甚至不同的语言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人生观。同时这种体系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像撰写学术论文也有一定的模式和模板一样，这是长期学术训练产生的结果。

　　但是如果要把学术成果传播给那些并不具备相应背景的外行公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普，那么话语体系的转化就是必然的要求。因为如果各自说着彼此并不熟悉的语言，那么沟通和交流必然就是无效的，就像萧伯纳说的那样，“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容易臆想着它已经发生了。”

　　科研人员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普的“第一发球员”。凭借其身处科研领域最前沿的优势，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但是很多科研人员并不擅长做科普，虽然有人可能不太认同科普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理论，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科普不能单纯地依赖于直觉，它需要有科学的知道，因此才会有科学传播的科学这种说法，也才会有很多致力于研究如何做好科普这件事情的人。当然我们常常把科研人员形容为一群身居“象牙塔”之中的致力于科学发现的人，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对于科普则是“管他冬夏与春秋”。但是如果我们要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科普，助力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那必然就需要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普，把理念转化成行动。而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转化则是必然要求之一，就像《新周刊》里的一篇文章曾经这样写道，“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他们躲在象牙塔里，玩着‘自我陶醉的话语游戏’，鲜少有人站出来，将这套黑话体系“翻译”成能为大众理解的大白话。”甚至还有一本关于如何做好科普的学术专著，其题目就是《离开象牙塔：让你的科学变得重要的指南》（Escape from the ivory tower-a guide to making your science matter），作者不仅仅在书中陈述了很多理念，而且还有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做法与实践，因而很多主张都值得从事科普的人借鉴。

　　我们甚至可以将学术语言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巴别塔”，毕竟各个学科领域也都有自己特有的一些术语，就像柏拉图学园门口挂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是面向普通公众进行的科普，那么就需要打破“巴别塔”，用普通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对科学进行解释是可以做到的，相反，如果要求普通公众都理解科学语言则有相当大的难度，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甚至于很多人自从完成正规教育之后就很少或者不会主动地去接触科学了，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和科学及技术打交道，但是却是通过消费科学和技术所产生的产品的方式，于是于他们而言，“一个人不必知道平底煎锅的内涂层怎么会有一种不粘的属性，对他而言只需拥有一个天真的信念：如果他付了钱，某个工厂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巫师给这个器皿施加的魔法就会灵验。”而科普要做的可能就是去打破这种神秘主义元素，如何打破呢？通俗易懂的语言至少应该是一个不可获取的元素。

　　新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要“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效能”，而科研人员更好地参与科普也是施行科普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应该去做科普，毕竟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全科”，同时如果说科研需要专才，那科普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才，需要科研人员能够把高深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播给受众，而这种“深入浅出”就需要做到话语体系的转化，甚至有人把这形容为做科普要“说人话”，或者说让科学更“人性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科普内容的生产离不开科研人员的积极参与，而要让科研人员这些科普的“源头活水”充分地涌流起来，不仅要为他们创造出更好的条件，而且也需要助力他们掌握更多的科普技能，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象牙塔”。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