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波 北京交通大学供图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收到一笔特殊的捐赠，它来自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和他的夫人周爱珍。200万元的捐赠是院士夫妻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体现了一位有着65年党龄的老党员对百岁华诞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赤诚。

　　徐寿波的名字，和我国三大交叉新兴学科的开创和发展紧密相连。他是我国综合能源工程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国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大物流理论的开创者。

　　心无旁骛的“半个人”

　　1931年9月16日，徐寿波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手工业家庭。绍兴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水城，城内鉴湖之水碧波荡漾。祖父以“波”为其取名，既蕴含了家乡美丽风景，又暗含着“波澜壮阔”之意，希望这个啼声响亮的男孩能乘风破浪闯出一片天地。

　　年幼的徐寿波性格温和、天资聪颖，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看书，时常被小伙伴取笑为“书呆子”。对他来说，读一本好书胜于吃下一颗甜蜜糖果。他沉浸在书本的世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七七事变”爆发后，随家人经历几年逃难生活的徐寿波深感知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更加坚定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1951年9月，徐寿波如愿以偿，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电机系。1955年毕业之后，徐寿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机电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1956年，根据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个全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1967）的要求，徐寿波被中科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综合能源工程学，其目的是要回国开创这门新兴学科。

　　在苏联的四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也是对徐寿波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一段岁月——这是徐寿波与综合能源学科结缘的开始。徐寿波在苏联的老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魏以茨，他提出能源问题不是孤立的，要进行综合研究。

　　“我当时一有空闲就去逛书店，有时候甚至去旧书摊上逛，只要看到本专业的书都买回来，回国的时候我基本上把所学专业的‘老祖宗’都搬回来了，剩下的钱则全部交了党费。”徐寿波回忆道，即使后来生活几经变故，处所几次搬迁，他依然保留着当年从苏联带回来的几箱原版俄文书籍。

　　心无旁骛的学习，贯穿了徐寿波整个四年的留学生涯。他每天“办公室—宿舍”两点一线，伏案看各种枯燥的专业材料，一心一意学习。研究所里的德国研究生公开打趣他，说他只算是“半个人”，意思是他只会学习，不会玩乐，人生是不完整的。但徐寿波却不以为然，反而乐在其中，享受着这段紧张、快乐又充实的学习生活。

　　在苏联的四年，徐寿波学习成绩优异，先后获得两次青年科学奖二等奖，深得魏以茨和同事们的赞赏。1960年，徐寿波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也正是那一年，在他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能源研究室，并由他担任业务负责人。

　　确定了目标就不回头

　　做学问几乎占据了徐寿波生活的全部。

　　据他的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系教授郭婧娟回忆，10年前她第一次来到导师家中，最让她感到震撼的是，徐寿波家中非常简朴，她看到最多的是一种巴掌大牛皮纸装订的小笔记本，客厅沙发、书房，甚至枕头边都能找到。这些随手可得的小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近80岁的徐寿波随时随地的思考。

　　好学多思已经成了徐寿波根深蒂固的习惯，甚至在患上糖尿病接受中医治疗时，徐寿波还一边研究中医经络，一边思考着它们与物流学的关联。

　　徐寿波认为，做学问，就是无时无处不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能静下来，全身心投入。而知识创新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创新就是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精神！”

　　上世纪60年代，从事动能研究的徐寿波机缘巧合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技术经济学。他首倡的关于发展我国定名为“技术经济”科学研究的建议被采纳，并承担起草《“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任务。

　　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帮手，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徐寿波只能靠平时的积累和查阅资料来完成这份报告。他没日没夜地研究资料，在厚厚的草稿纸上一遍又一遍演算公式，反复推导研究结论，笔都不知道坏了多少支，每天都是熬到两眼通红才不得不休息。

　　徐寿波是一个确定了目标就不回头的人，他坚持不懈用自己的方式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徐寿波起草了我国第一个“技术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完成了20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创造性地指出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国乃至世界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被列为七大科学技术之一的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的运用，为中日合作开发渤海油田、宝钢二套轧机、亿吨石油合理利用、南海石化、金海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论证、技术进步评价、经济发展战略、公平效率革命以及技术经济学分支学科（如能源、物流、资源、环境、商业、教育等）开拓建设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技术经济学现在已经成为我国许多高校学生必修和选修课程之一。

　　徐寿波还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上世纪70年代，他首次建议并负责起草了我国第一个《能源科学技术》规划纲要，1978年被全国科学大会采用。他在中科院倡议成立了第一个综合能源研究室，开展中国能源技术经济学/综合能源工程学的研究和应用。1977年，他创办了《能源》杂志。1979年，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宗燠等一起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

　　1985年，他创办了《中国物流》杂志，兼任主编，在创刊号《关于物流技术经济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大物流（MF）的新思想。1987年，他主持了我国第一本物流著作《物流学及其应用》的编写，提出了“物流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他创立的大物流理论和“物流科学技术”的学科体系，得到了国家有关单位领导和外国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不断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是徐寿波永恒的追求。

　　最大快乐是为人类创造新知识

　　“一个人的成就，与努力成正比，与挫折也成正比。”徐寿波总是这样勉励自己。

　　徐寿波喜爱的一句诗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以春蚕为学习对象，告诫自己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和思考，不断向真理靠近。

　　调至北京交通大学的20余年间，他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培养年轻人。

　　从2003年开始，北京交通大学为每届毕业生制作“留给青春的回忆——毕业纪念册”。也正是从那年开始，徐寿波被邀请在毕业纪念册里为毕业生们赠言。每年的5月，他都会饶有兴致地挥毫泼墨，将其人生感悟浓缩为警句哲语，为即将走出大学校门的学子们烹制所谓的“精神大餐”。翻开这些毕业纪念册，我们看到，他留给毕业生的“礼物”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永远都是最用心的。

　　他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北京交通大学物流研究院院长侯汉平回忆起与导师最难忘的一件事时说，徐寿波对学生们创新精神的肯定和鼓励令他一生难忘。

　　有一次，在与导师探讨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问题时，侯汉平认为，物流非固有属性变革是实现这种转型的根本原因，并打算深入研究其内在机理。

　　徐寿波连声说“我非常欣赏这一观点”，并给予了一些指导。“院士的肯定对我是一个莫大鼓励，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激励下，侯汉平完成了一篇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论文，也增强了在科研领域深耕的信心。

　　对郭婧娟影响至深的是，徐寿波和他的夫人生活极其简朴，家中20年来没有装修和添置新家具，但为党和国家捐款却是他多年的心愿。一开始徐寿波有点担心周爱珍不支持这个决定，还曾经偷藏私房钱，有时夹在书本里，有时藏在某个不起眼角落中的盒子里。后来，他对周爱珍认真表达了自己的夙愿，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让他有机会走进大学并远赴国外留学；才让他在解放初期患上最危险的传染病——肺结核和伤寒时得以幸存；才让他拥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没想到周爱珍特别支持，这才在建党100周年正式公布了捐款的决定。

　　要问徐寿波一生崇拜什么，他一定会道出两个字——科学；如果要问他崇拜谁，他一定脱口而出那个响亮的名字：马克思。在他的心目中，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的科学贡献始终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能够像马克思那样为人类创造新知识、为人类造福，在徐寿波看来，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郑一铭 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