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200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期间，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对与会的科研人员说，“科学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营销问题，因为没有一个营销人员是为科学工作的，所以没有人会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是，如果科研人员真的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到达更广泛的受众，科研人员和位于科学—社会结合点的各种行动者，比如政府、大学、资助机构和专业学会，就需要理解传播的重要性。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这就意味着掌握知识这种“力量”的人（科研人员）就需要通过传播来放大这种“力量”。而且很多科研人员都意识到了需要与公众进行传播。然而，鉴于科研人员和社会之间缺乏连通性，科研人员必须与不同的公众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以及参与到双向的传播中来。这种类型的传播反应了科学和科研人员对科学与社会相遇时很多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开展有效传播的必要性可以带来一系列收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科研人员在传播方面或者社会科学方面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培训，做得好科研未必意味着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内容，因为科学传播也是一门科学，需要有理论的指导。

　　从科学传播培训的需求侧来说，我们做过的多次调查结果都表明，从事科研的科研人员都对科学传播培训表示出了高水平的参与意愿，并且认为参与在总体上是有益的。此外，虽然没有进行相关的统计，但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学会和协会等众多组织中开展过大量的科学传播培训，旨在为意欲从事科学传播的科研人员提供传播方面的技巧。科学传播培训的需求促进了把科学传播培训课程整合进研究生STEM教育之中的发展趋势，也促进了为科研人员以及医学专业人才等提供传播培训的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心和机构的发展。这些培训由各种活动组合而成，包括依靠各种技术来改善传播有效性的课程、工作坊和研讨会。

　　而从科学传播培训的供给侧来看，随着科学传播培训项目、课程和需求的不断增长，当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着眼于理解传播培训在帮助科研人员改善传播工作中的作用以及科研人员寻求培训的动机。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目前已经浮现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科学传播方法，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统计人员、媒体分析人士和很多其他社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就多元且细微的话题发表了成千上万篇学术论文，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仍然躺在汗牛充栋的学术期刊中，而真正从事科学传播的人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阅读此类文献。就像诺丁汉大学的科学传播专家在一篇博文中写到的那样：

　　“在告诉科研人员该如何去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为何传播上，学术圈开始繁荣起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始激增，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科研人员不会去看的学术期刊中，而且其语言也是科研人员可能不会真正理解的。因而在那些仍然从事传播的人与那些想告诉他们如何传播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也就是说研究的人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并未被从事传播的人所用，这一方面是资源的浪费，另外一方面也会让传播达不到理想的结果。

　　在科学传播上有一句话叫research not communicated is research not done（未进行传播的研究是未完成的研究）。从科学传播培训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有双重含义，一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传播给公众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是没有完成的。二是科学传播研究的成果如果不能为科学传播者所用的话，那么这样的研究也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是科学传播培训的应有之义，也就是用研究科学传播的人所产生的成果去培训从事科学研究并且打算对研究成果进行传播的人，以及让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利用培训中习得的技能去传播他们的成果。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全民科学素质建设明确了行动指南。该文件指出了在“十四五”时期实施5项重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也就是说，“建立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主体科普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科技设施科普功能，提升科技工作者科普能力。”而提高科技工作者的“能力”实际上就涉及到培训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培训还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而培训需求的旺盛则在倒逼培训体系的快速形成，并不断迭代升级。

　　总之，不论从需求侧来说，还是从供给侧来说，科学传播培训都有着广阔的空间，而这也将使得科学传播培训得以可能。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