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武汉，因水而生、逐水而建、籍水而兴。

　　水，是武汉最具特色的符号，最核心的竞争力。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一围烟浪六十里，几队寒鸥千百雏”“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在此写下传世名篇，诗句中的大美武汉，水为根，水是魂。

　　建百里生态廊道、行常年全面禁渔、推江河湖综合治理……大武汉大作“江湖文章”，把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大力度解决好突出环境问题，打造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典范。

　　从“九龙治水”到“攥指成拳”，改“先污后治”为“生态优先”，变“人水相争”为“人水相依”。一座滨水生态绿城正“浮出”水面。

　　因水而生

　　“这个盘龙城，就是几千年前的武汉市政府。”在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市民祁先生形象地向9岁的儿子解释着武汉“城市之根”。

　　沥沥细雨中抬头远眺，盘龙城宫城遗址依稀可辨。犹存的城墙和基址无言地叙说着沧海桑田，让人不禁浮想起这座远古城市曾经的辉煌与繁华。

　　位于府河北岸三面环水的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商代前期城址，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

　　当年的盘龙城便是“九省通衢”。据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介绍，盘龙城周边就是长江、汉江和四通八达的河湖水网，其地理位置便于连接中原、辐射四方，鼎盛时期的盘龙城应该控制了长江中游甚至更加广阔的地区。

　　武汉核心区域城邑的出现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武汉呈现“两府对望”形态。江北先后称曲阳县、沌阳县、汉津县、汉阳县，江南先后称汝南县、江夏县。自汉以降经南北朝至元、明，武汉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贾辐辏。

　　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至明代成化年间，由汉阳龟山之南入江的汉江主道改由山北入江，由此而形成汉口新镇，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明末清初，汉口以商业大镇卓立华中，与北京、苏州、佛州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晚清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这里推行新政、创办实业、兴修铁路，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汉口开埠后，武汉码头的发展进入“大江经济时代”，武汉一跃而为雄踞长江中游的商埠，享有“东方芝加哥”的声誉。

　　水，持续滋养着这座城市。统计显示，武汉境内水域面积2117.6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近四分之一。长江、汉江穿城而过，列入保护目录的湖泊有166个，长度5千米以上的河流有165条。武汉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它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

　　丰富的水资源禀赋持续形塑着武汉的城市形态、城市生活和城市产业。翻开武汉地图，与水相关的地名跃然纸上：水果湖、三眼桥、卓刀泉、武泰闸……远古的云梦大泽，如今已是一栋栋高楼，现在带有“湖”“桥”等字眼的地方，几乎都曾在水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武汉人也形成了水一样的品质。

　　“这片丰水之地，赋予了武汉人灵活的处世态度、开阔的胸襟情怀。”黄鹤文化奖获得者李皖说，水虽柔软，却也遇强则强。这在武汉人“不服周”的性格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足以证明这一点。延续至近代，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从此牢牢植根于武汉人民的信念当中。

　　重塑岸线

　　“当、当、当。”在汉口江滩，黄包车铃声叮当作响。穿梭卖报的小童、卖力吆喝的小贩、提皮箱戴礼帽的绅士、匆忙赶路的旗袍淑女……复古的风格，让人感到一瞬间穿越回百年以前。

　　这是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的表演现场，这部实景大剧以长江文化为背景，取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武汉。与传统戏剧表现方式不同，《知音号》不分观众区和表演区，游客登上“知音号”后，就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穿越”中真切体会到百年前的武汉风情。

　　独特的“两江四岸”城市格局，造就了武汉这座天然“码头”。诗词中的武汉，“二十里长街八码头”“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霄明”，诗人不是“送别”便是“晓泊”，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码头集散，“来如行云，去如流水”，造就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码头多了很繁华，但布局杂乱影响市容，汛期也危险。”今年68岁，家住汉正街的周先生告诉记者，从武汉关至集家嘴这一带，过去有数十个码头，人来车往，上下货物、维修设备，几乎昼夜不停。1998年特大洪水时，长江、汉江交汇的南岸嘴千余户居民、数十家企业以及多个码头被淹，损失很大。

　　武汉市副市长刘子清介绍，历史上，“两江四岸”老旧码头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城市发展，这些码头的存在不仅侵蚀了宝贵的岸线资源，影响了城市滨江景观，阻碍了长江经济带和长江新城的建设，更对长江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

　　从2016年开始，武汉在全市开展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内103个港口码头和189艘趸船纳入整治范围。优化调整完成后，武汉长江和汉江核心区码头数量减少61.2%，趸船数量减少63.5%，腾退出数百公里的两江岸线。

　　腾退出的长江、汉江岸线上，防洪及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迅速展开，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如火如荼。记者在二七长江大桥附近青山江滩看到，曾经脏乱的岸滩，如今已是城市绿道，多个绿色景观点缀其间，依据不同水位而建的不同高程的滩地广场上，人们或休闲娱乐或漫步观景，十分惬意。

　　武汉市水务局河道堤防处负责人凃金花介绍，高标准规划建设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是为了让自然、城市与人之间形成亲善如水般的关系，让老百姓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依据不同规划定位，汉口江滩、武昌江滩、汉阳江滩、青山江滩、汉江江滩不断拓建，依江而生的生态滨水空间和“慢生活体系”正一寸一寸地在“两江四岸”生长。

　　江豚回归

　　“萝卜白菜一大桌，不如来根鱼刺嗦一嗦。”这是在武汉流传的一句民间俗语。说的是，在武汉，无鱼不成席。

　　两江在此交汇、湖泊星罗棋布，宽广的水域面积和适宜的气候为鱼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靠水吃水，鱼，也是市民餐桌上的常客。

　　武汉市餐饮协会会长刘国梁告诉记者，武汉人吃鱼来者不拒，并且变着花样吃。除了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四大家鱼，武汉人还喜欢吃鲫鱼、翘嘴鲌、黄颡鱼、鳢鱼等。在武汉人眼中，鱼头、鱼嘴、鱼腩、鱼尾、鱼鳔全身是宝，蒸、煮、烧、烤、煎、炸、焖等各种方式烹饪出来的鱼都“蛮有味”。

　　“武汉人都爱吃鱼，长江鱼尤其不愁销。”年近六旬的原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花园社区八一渔业大队渔民王明武告诉记者，他15岁时便跟着父亲在长江上捕鱼，几十年前，一网下去打起百十来斤鱼稀松平常。但近些年来，在长江中的鱼越来越少，鱼的个头越来越小，“有时候一网下去一条鱼都没有”。

　　“酷捕滥捞”是长江鱼类资源锐减的罪魁祸首。中科院院士曹文宣等国家淡水鱼研究专家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滥捕滥捞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长江流域阶段性禁渔和增殖放流均未阻止渔业资源进入“快速衰退期”。多种鱼类灭绝，水生生物资源不断恶化，长江水生生态环境保护已进入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们建议，改阶段性休渔为全面休渔十年，“抢救性保护”我国最大的水生生物资源库，恢复长江生态。

　　相关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江城武汉也迅速行动起来。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王文高介绍，从2020年7月1日0时起，武汉对长江武汉段及汉江武汉段实施暂定十年的常年禁捕，千余名持证渔船渔民退出“江湖”。

　　“渔船、网具、船证都已经收了，拿到了近12万元的补偿款。每月还有几百块退捕生活补贴，现在当护渔员，每月还有2000多元的工资。”王明武告诉记者，过去打鱼只是为了“小家”，现在护渔则是为了“大家”，这份新职业让他觉得成就感十足。

　　渔民上了岸，长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正在“回家”。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克雄介绍，2020年10月下旬以来，他们在长江武汉段开展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显示，武汉白沙洲正形成稳定的长江江豚群体栖息水域。

　　为了让长江江豚更好回归江城，2020年11月，武汉市出台方案，提出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长江江豚出没监视监测、船舶航行限速试点、建立武汉长江江豚繁育保种技术中心等多项措施，加速推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

　　“禁渔之后，武汉水产品供应十分充足，市民吃鱼不受影响。”王文高透露，近几年，武汉市加快渔业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通过长江名优特色经济鱼类养殖试验与示范推广、高效设施渔业示范项目建设、农村水产电商发展等，确保市场供应和渔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目前，武汉市已建成部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5万余亩，稻虾综合种养面积达23万亩，水产品产量达42.7万吨。

　　慢调细养

　　碧波万顷，风和日丽。在东湖的子湖郭郑湖鹅咀示范区，一片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吸引众多游客围观。只见在阳光映射下，湖面波光粼粼，湖中水草摇曳，鱼虾在水草间纵情穿梭，水下世界绚烂多姿。

　　谁曾想到，湖泊蓝线水域面积33.63平方公里，有着“全国最大城中湖”之称的东湖曾因城市急速扩张中的填湖造楼、污水直排，水质一度下降至V类到劣V类。

　　东湖的环境恶化引起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系统谋划之下，东湖实施水岸同治，水上岸上、污水雨水、形态生态一并抓。

　　从源头上截污，东湖雨水汇水区域的雨污分流、混错接点改造加快推进；给污水出路，北湖污水处理厂、大东湖深隧等系统工程快马加鞭；让东湖“慢调细养”，水生态修复从未间断……

　　一系列举措成效初显，2020年1至6月，东湖整体水质持续保持Ⅲ类，为近四十年来最好水平。当年11月，武汉东湖高分通过全国示范河湖建设国家验收，位列全国首批示范河湖，成为入选河湖中唯一一座城中湖。

　　拥有166个湖泊的武汉，湖泊水面面积达867平方公里，东湖、梁子湖等148个重要湖泊被列入湖北省湖泊保护名录。“百湖之城”不仅是武汉的名号，更是当地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

　　为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武汉先后颁布实施《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实施细则》《武汉市湖泊整治管理办法》《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为加强湖泊保护立下“规矩”。坚持实施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统筹岸上岸下、入湖出湖、点面内源，推动湖泊治理“单一水体”治理模式向“水岸陆一体”系统治理模式转变。

　　武汉市水务局湖泊处处长徐照彪说，武汉还创新为每个湖泊制定“身份证”，明确湖泊类别。根据规划，相关部门在掌握湖泊面积基础上，明确湖泊水域蓝线、环湖绿化绿线、湖泊周边建筑控制灰线范围，并根据湖泊的分布、水系、功能、水质等情况，将湖泊分为城市调蓄型、郊野型、生态保育型三类湖泊，制定“一湖一策”，进行科学治理。

　　水域面积7.67平方公里的南湖，此前因无序开发，导致水质下降，一度成为“先污后治”的反面案例。

　　按照“一湖一策”治理方式，武汉市对南湖沿线开展排查，共摸清212个排口现状，查出193处管网混错接点，全面摸清并形成了流域管网“一张图”。同时，按照目标化考核、项目化建设、周报化督查、全程化管理、动态化监控的方式实施“挂图作战”。如今，南湖摘掉劣V类的“帽子”，再现碧波荡漾、飞鸟群集的美景。

　　武汉市水务局发布的《2020年武汉市水资源公报》显示，2020年，全市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湖泊面积占监测湖泊总面积的42.7%。与2019年相比，62个湖泊水质好转，94个湖泊水质保持稳定。经过综合施策，全市劣V类湖泊数量由2019年的30个减少为2020年的6个。

　　人人发力

　　“守护江城的河和湖，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3月23日，在汉口江滩的民间河湖长驿站，在校研究生邱天赐前来竞聘成为鲁湖民间湖长。从小在金水河边长大的他，对河湖有着深厚感情，此次竞聘鲁湖民间湖长，他计划组建爱湖护河宣讲团，带领更多同学一起加入到宣传和保护河湖的队伍中来。

　　在江城武汉，像邱天赐这样志愿保护河湖的市民还有很多。

　　马陟是武汉“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会长，2010年以来带领武汉“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从事保护河湖志愿活动。

　　从2015年起，“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开始在全市公开招聘民间湖长，2017年为全市166个湖泊征集民间湖长。2018年至2020年，受市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水务局）委托，“爱我百湖”连续三年在全市范围内为武汉市的市级重点河湖征集“民间河湖长”，并负责组织开展志愿巡河湖活动和第三方调查。

　　因在保护河湖工作中贡献突出，2020年10月，在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主办的“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中，马陟被授予“全国民间河湖卫士”称号。

　　“以协会为平台，‘爱我百湖’团队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连接政府、企业与公众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管护的发展路径，吸引了最广大的民间力量加入进来。”武汉市水务局河湖长办公室负责人昝玉红评价说。

　　保护水环境，仅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更需民间力量参与。

　　据悉，武汉市自2018年推行官方河湖长、民间河湖长、数据河湖长“三长联动”机制以来，民间河湖长成为河湖保护的重要力量。仅2020年度，受聘的市级民间河湖长就巡查河湖200多次，3000多人次积极参与，巡护河湖里程5000余公里，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了一系列河湖治理保护问题。

　　保护一城碧水，需要人人参与、代代相传。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牢记红领巾的责任，用自己的行动呵护一方清湖，造福一城幸福。”3月24日，时值“中国水周”，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七（8）班全体学生在莲花湖畔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同学们宣读生态文明倡议书，表示要争当爱湖护湖的“小湖长”。

　　昝玉红表示，为更好发挥民间河湖长互动管护效能，武汉市水务部门将坚持“开门治水”，广泛聘请公益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群众等社会力量担任民间河湖长，扩大河湖治理管护社会参与面，构建以民间河湖长为主体的监督参与体系。

　　勠力同心守江湖，水清岸绿谱新篇。近期，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0年监测数据，实施长江大保护以来，从长江武汉段白浒山出境的长江水质已连续两年保持在Ⅱ类，优于国家考核要求的Ⅲ类水质。这意味着近年来长江干流武汉段水质持续改善，达到20年来最优水平。

　　一城净水、两江画廊、三镇灵秀。一幅“江湖相济、湖网相连、人水相依”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根据规划，到2035年，武汉将实现江河安澜、供优排畅、江湖相济、水网相连的健康河湖水网格局，所有江河湖库水生态系统得到全面保护，基本实现水务现代化。（记者唐卫彬、廖君、王自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