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曾毅（讲课者）在苍梧鼻咽癌防治所培训当地医务干部进行鼻咽癌血清普查。

　　7月13日，据光明网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曾毅，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曾毅，1929年3月生，广东揭西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从1973年开始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方法，已在国内广泛应用，使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从20%~30%提高到80%~90%。在国际上首次证明在促癌物TPA和丁酸的协同作用下，EB病毒感染的人胎鼻咽部黏膜组织在裸鼠能诱发鼻咽癌，这是EB病毒诱发人鼻咽癌的直接证据。从1984年起，他开展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AIDS）的研究，证明1984年HIV已传入我国。1987年，他分离到第一个中国的HIV-1毒株，建立了HIV的快速诊断方法。他一生与各种危险病毒打交道，愈“战”愈勇。他表示，“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忠于自己的职责，我研究病毒，越严重、越危险的，越要好好研究。”

　　两年前，《中国科学报》辗转多方采访了曾毅，谨以此文缅怀这位“与病毒抗争的勇士”。

　　求知的坎坷路

　　1929年3月，曾毅出生在广东省揭西县五经富乡。他的父亲原来是个经销油盐的商人，后来经营织布厂。曾毅5岁便入小学读书，肯用功，成绩优良，深得父亲的喜爱。1943年1月，在五经富中学初中毕业后，曾毅为了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求学，考入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每学期开学时，他要步行三天才能赶到学校上学。

　　高中毕业后，曾毅刚刚年满17岁，当时去上海，只能由汕头坐货轮，而货轮上没有床位，晚上他只能睡在露天的甲板上或货物堆上，赶上下雨便更是难熬。

　　“其实，当时我想考上海医学院。”曾毅回忆道，“但赶到上海时已经错过了考试的日子，只能先考到复旦大学。”

　　次年，他如愿考入上海医学院。不过随后他还不得不面对科学之外的压力甚至磨难。

　　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曾毅和同学们被国民党关进了牢房。一天夜里，一位临时代管的青年军战士来找曾毅等人要便服，提醒说：“国民党完了，看管你们的是‘飞行堡垒’，因临时有事被调走了，他们回来会枪毙你们的，趁半夜赶紧逃吧。”曾毅和同学们由此逃过一劫。为了躲避再次被抓捕，曾毅等人甚至在当时上海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太平间里藏了几天。

　　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当时简陋的卫生条件，伤寒、霍乱、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流行，不少人因此丧命或致残。这些亲眼所见的场景深深震撼了年轻的曾毅。他发自内心地希望在病毒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1952年，曾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任助教。1956年，他被调到北京中央卫生研究院微生物系病毒学室（1956年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1983年改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研究所。

　　60多年来，曾毅的工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与病毒作战。

　　2012年，在国际病毒研究学界享有盛誉的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授予曾毅“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该所所长Gallo说：“曾毅教授将基础研究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我们都非常尊敬他。”

　　寻找鼻咽癌的元凶

　　脊髓灰质炎病毒、肠道病毒、麻疹病毒、多瘤病毒、腺病毒、鸡白血病病毒……都是曾毅涉猎的范围，并取得了非凡成就，其中较重要的成就有：首先发现在我国母鸡中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的阳性率很高，鸡蛋中病毒阳性率高达80％以上。

　　为降低鸡蛋的带毒率，1968年，他应用大剂量经细胞培养多次传代后的活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免疫带病毒的母鸡，打破其免疫耐受性，使鸡获得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从而使鸡蛋的带毒率大大下降，甚至转阴，为建立无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鸡群提供了新措施。7年后，同类的工作在国外才见报道。

　　而最令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成就，则是曾毅在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和病毒病因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末，总有一个想法在曾毅的脑海中闪现：“动物的癌症很多是由病毒引起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的癌症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于是他开始研究病毒与癌症的关系。“肿瘤是很难早期诊断的，一旦证明是由外来的病毒引起，肿瘤细胞一定有病毒的核酸及蛋白的存在，这有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随后，鼻咽癌进入了他的视野。鼻咽癌在我国南方数省，广东、广西更是高发区。发病者92％为30岁以上的青壮年。与所有癌症一样，鼻咽癌早期难以发观，晚期难以治疗，病死率很高。对该病如能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效果很好。因此，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对于挽救其生命十分重要。

　　其实，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Ｌ.Ｊ.奥尔特等，应用免疫扩散试验首次证明了爱泼斯坦－巴尔病毒（EB病毒）与鼻咽癌存在血清学关系。1966年，国际学界就发现，鼻咽癌病人的血清中常有EB病毒IgG抗体。这启发了曾毅，他便开始着重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开展了血清学诊断的研究。

　　如何建立特异的、敏感的诊断方法，成为了解决鼻咽癌早期诊断问题的关键。当时国外都是采用免疫荧光法来做血清抗体测定，这种方法需用价格昂贵的荧光显微镜来检查，难以在中国推广。经过研究，曾毅和助手刘育希等终于在1976年建立了免疫酶检测法。借此方法，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检查EB病毒。

　　1977年，曾毅带着这种新型血清学检查方法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在自治区卫生厅和人民医院、苍梧县和梧州市卫生局的支持下，与苍梧县和梧州市肿瘤防治所合作，在苍梧县和梧州市建立了鼻咽癌前瞻性研究的现场，开展了大规模的血清学普查工作。

　　曾毅（右三）协助当地建立“梧州市肿瘤研究所”，陪法国科学院院士Guy de The和Hueber博士访问苍梧县血清学普查出的早期鼻咽癌患者。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除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压力，曾毅还不得不面对来自民众的不解甚至排斥。当地人很害怕鼻咽癌，认为是不治之症且害怕传染，甚至有家庭出现鼻咽癌病人就送到山里，搭个帐篷，每天送饭吃，直到死亡。

　　检查鼻咽癌须从每人的耳垂或手指上取几滴血，很多当地居民害怕被检查出患有这种“不治之症”。

　　“当时有一家人，男主人因肝癌刚刚故去，他妻子一开始拒绝接受检查，说万一我查出来鼻咽癌，那我们一家子都完了。”曾毅回忆道，“我就向她解释，恰恰相反，查出来是早期就容易治疗了，正是为了救你一家。”

　　还有更极端的。有一位中年妇女居然说：“你们要取我的血，我就跳河。”说完真的跳到河里去。从河里将其救起后，曾毅耐心地向她科普“抽血检查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鼻咽癌”，最终说服了她。

　　截至2005年，在曾毅多年的推动下，广西共普查了467957人，查出188例鼻咽癌病人，早期病人占87.2%，使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从原来的20%～30%提高到85%以上。这些早期患者，由于诊断治疗及时，提高了治愈率，很多生命得以挽救。

　　颇具戏剧性的是，多年前一位王姓年轻工程师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将血滴在纸上寄给曾毅，经检查为抗体阳性。于是曾毅建议他立刻来北京并得到确诊和治疗，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多年后，当曾毅前往北工大出任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时，那位工程师也在该校教书。他看到曾毅的名字，激动地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再次致谢。

　　除了患者的感激，曾毅的工作还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EB病毒发现者之一、英国病毒学家Epstein在其专著《EB病毒》一书中称曾毅的“这些卓越的新进展，是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进行普查诊断人类癌症的第一个例子”。

　　1980年，曾毅（左二）陪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微生物系主任、免疫学家G. peason教授及夫人访问苍梧县鼻咽癌现场。

　　此外，曾毅于1976年就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鼻咽癌高分化细胞株，1980年又建立了低分化细胞株，并且首次证明高分化癌细胞也有EB病毒的DNA，即不同分化类型的鼻咽癌都与EB病毒有关。

　　经多年调查研究，曾毅还提出了以EB病毒感染为主因，环境中致癌物和促癌物起协同作用，以遗传易感性和机体免疫力为基础的鼻咽癌多病因假说，这一假说在实验中也得到证实。

　　抗击艾滋先行者

　　在科研方面，曾毅一直力求保持开阔的视野和敏感的嗅觉。

　　1981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报道了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曾毅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疾病极有可能和病毒有关，才会有这样严重的传播情况，并预测这种疾病一定会威胁到我国。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各国人员往来逐渐频繁，“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曾毅开始对这一疾病保持高度警惕。

　　1984年，曾毅在国内开始了艾滋病的血清学检测工作。从城市和乡村获得的所有样本，检查结果都为阴性，这似乎暗示病毒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曾毅问自己：“中国普通人群确实没有感染，但是高危人群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用过美国血液的？”

　　根据调查，他发现美国Armour公司和Alpha公司于1982年曾将一些血液制品——第8因子赠送给了我国某医院，1983～1985年，这些血液制品被输给了一批血友病患者。曾毅找到了输入过这些血液制品的患者，在19位使用Armour公司第8因子的患者中查出了4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通过血液感染，并且证实早在1982年艾滋病病毒就已经随着美国的血液制品传入了中国。

　　1987年，曾毅（右一）邀请费翔参加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干预活动。

　　1986年，一名美国患者在中国因艾滋病死亡。得到消息后，曾毅立即赶赴昆明，采来了血样，并着手分离病毒。这本来应该在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中进行，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这种实验室，曾毅就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内，在普通的接种柜里面，戴上手套分离病毒。

　　他成功分离出了我国第一株艾滋病病毒HIV—1AC株，确认了早期我国艾滋病病毒属于B型。随后，他又迅速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做出了快速诊断试剂，并经卫生部批准，使得我国在早期就拥有了自己的诊断试剂。

　　不仅如此，他还深入河南等地调查艾滋病通过卖血途径传播的问题，多次上书中央提出艾滋病防治对策，致力于抗艾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并敢于揭示艾滋病传播的真实情况。

　　由于曾毅认真地调查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甚至有地方官员向当地配合曾毅调查的医务人员施压：“以后不要和曾毅往来，他已经被撤职了。”曾毅有时不得不像“地下党”似的进行暗访。

　　2009年，曾毅八十大寿之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高度评价他“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

　　记者采访曾毅时，他已经接近90岁高龄，但依旧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当别人问他，有什么养生的秘诀？他幽默地回答：可能经常在办公室和各个实验室之间走来走去，起到了一定锻炼作用，而乐观才是保持旺盛工作精力的最大秘诀。（本文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张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