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予元：“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阵地”

　　“赢得好射手的美名并非由于他的弓箭，而是由于他的目标。”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农业昆虫学家郭予元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

　　5月29日凌晨1时25分，84岁的郭予元在北京逝世。

　　郭予元的一生，不为名利地位所诱惑，面对压力愈挫愈强，这都源于50多年前给他自己定下的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变祖国农业落后面貌而奋斗。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3年9月的一天，天高云淡。一辆破旧的客运敞篷大卡车，颠簸在陕西西安到宁夏银川的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男青年，挤在车后面，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急切地向远处田野张望，脸上带着兴奋而紧张的神情,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西北。

　　他叫郭予元，不到21岁，是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一名高才生，此行是奔赴他主动报名要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地方——宁夏。

　　1933年，郭予元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幼时因父亲破产，又遭上海沦陷，日军铁蹄践踏黄浦江两岸，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得靠变卖东西维持生计。

　　人穷志不穷。郭予元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他养成了在艰苦条件下刻苦读书的好习惯，1949年，郭予元一口气报了5所名牌大学并被全部录取。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昆虫系，后因院系调整，他转入北京农业大学。

　　他爱上了农学，也爱上了植保专业。他聪明好学，刻苦勤奋，成绩优异。在毕业志愿表上，一直为没能参军到朝鲜前线而遗憾的郭予元写下了10个大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当时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宁夏。

　　他有着使不完的劲

　　“快看书吧，要不又该停电了……”“这发电机太老了，比我爸岁数都大”。小平房里省农技推广站的几个小年轻在议论。这就是1953年的宁夏银川。

　　初来宁夏，郭予元被分到了省农技推广站，报到后被派下乡蹲点。当时没有公交车，近靠步行，远靠骑车，土路上一骑就是一百多公里，屁股被磨出了泡。

　　他吃住在农民家里，白天下地了解病虫害的情况，向他们推广防治技术；晚上在油灯下带着问题查书找答案，边干边学……这个上海小伙子有着使不完的劲，从不叫苦叫累。

　　为了研究稻瘟病的防治方法，1955年郭予元到了农业试验场，单枪匹马挑大梁。他常常在水田里一泡就是四五个小时，稻田里施的羊粪在烈日下发酵，使他的腿上长满了脓包。最终用辛苦换来了成果：他能用7月的雨量与雨日较准确地预测8月稻瘟病的爆发情况。

　　在西海固地区，这个宁夏最穷的地方，郭予元一扎就是数年。在这里，他搞清了麦种蝇的发生规律并找到了防控的方法。

　　在宁夏29年半的时间里，他当过农技推广员、技术员、农校教师、农学院教师、植保所所长。他关注几乎所有宁夏农林作物的重要病虫害，教过中专植保范畴的所有专业课，多数都是自编教材。“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阵地。”郭予元说。

　　“咱也湿湿脚”

　　1982年冬天，在北京刺骨的寒风中，从火车站走出了已担任宁夏农科院植保所所长近4年的郭予元。老专家吴福桢慧眼识英，把他调到了急需人才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

　　从1983年起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几乎每年都要花3到4个月的时间下农村基层，期间他总能结合实际提出科研思路。

　　棉铃虫是我国棉花最主要的害虫，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郭予元带领一个课题组，几年后解决了棉铃虫防治中的重大难题，一举拿下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他们的科研成果直接推广应用到冀、鲁、豫、陕等棉花主产区，在700万亩棉田中成效显著。更为重要的是，郭予元和他的课题组还配合农业部制定出《全国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技术规范》，从此使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有章可循。

　　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后，郭予元再次荣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获得了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他还把分子生物学、蛋白组学、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应用于农业防虫研究。

　　晚年时，郭予元还身体力行，带领年轻人去创新。“咱也湿湿脚”是他鼓励年轻人时常说的话。（马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