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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技工作者亦是科普队伍的一员，他们将科学的魅力展现给广大公众，让科学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蝌蚪五线谱特别策划《我在北京做科普》系列内容，邀请嘉宾分享科普工作的故事和经验。本期，我们邀请到了研究员 / 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马向涛老师，他长期从事外科肿瘤学临床与基础研究，译有《生活之道》《细胞传》《癌症传》《基因传》《认识身体》《肿瘤临床试验》等专著，一起来听听他的科普之路。
Q:从医的经历对您从事翻译工作有哪些影响
A:学医塑造我的性格，医学是一个非常需要认真的行业，人命关天。所以在上学和工作的这些年，我养成了非常严谨的工作习惯。我会把这种工作习惯用到之后做科普的过程中，我有时候跟编辑和读者们开玩笑说，我是以行医的方式来做书。
Q:翻译工作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
A:翻译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尤其对于我们这些英语非母语的人，如何跨越语言障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光是有专业的问题，还包括文化背景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可能都会影响我们的发挥。
但是好在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互联网非常发达，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媒体获取更多的资源，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可以和其他专业的人进行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都会促进我们的发展。因为科普不单是一个医生的事情，是我们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
Q:如何平衡科普的专业性和普及性？
A: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会经常聆听读者们的一些心声，当初他们开玩笑说，我是第一个在书上留下自己微信号的译者。我这样做主要是想听听他们对于这部作品，对于我的文字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因为专业和科普之间有时候很难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如果我们板起脸来说专业的话，会发现绝大多数人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些大白话来表述科普内容，大家可能又会质疑我们是否足够严肃，所以我们是在动态地摸索专业性与普及性之间的界限。
Q:在科普工作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
A:我在《认识身体》这本书的注记里面专门写到了一位老奶奶，用了字母D来代替她的真实姓名。这位老奶奶是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从第一次做手术到她去世，我都一直在陪伴着她。这个过程中她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们两个亦师亦友、并肩战斗。
虽然知道生命终有一天会到终点，但是我在她去世之前跟她沟通得非常透彻，我甚至可以跟她说你的生命会进入到哪个阶段，在什么时候你可能会昏迷。
所以老奶奶等于是在生命走到终点之前自己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榜样，是与疾病抗争的榜样。对于她来说我可能就像她的孙子一样，跟她相伴了好几年。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医患之间相互的信任，相互的扶持，然后我们有了一个理想的结果。
Q:您认为应如何消除公众对疾病的误解和恐惧？
A:公众产生恐惧很正常。因为恐惧来自对某一个事物的不了解，当我们无法把控的时候，心里产生问号是太正常的一个事情了，我相信我面对一个陌生领域也会有这种反应。所以不要上来就否定或者一竿子打死，这时候就需要多讲道理。
比如“谈癌色变”，我们要把癌症这件事讲清楚，让大家充分意识到，癌症是一种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它和我们的年龄有关系。让大家心里想到，高血压也是慢性病，糖尿病也是慢性病，为什么不能去善待跟我们相伴一生的癌症呢?
所以当你把每一件事情，能够通过清晰或者简单的科学道理给大家讲清楚，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我们的建议，沿着一个正常的或者正确的方向往下走，这就是我们科普的目的。但是我们不要想一朝一夕就能把大家的观念扭转过来，或者说要求百分之百的人都要遵循我们的建议。有时候医生也会出错，我出错的话会继续学习，纠正错误，我愿意站在读者和大众的一边，跟我的患者一起进步。
Q:如何把握内容的创新性与准确性？
A:目前国内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报道的信息都很新，国外报道了一些新的进展，国内媒体马上就能翻译过来，而且翻译得很准确，用两三百字就能把这件事说清楚。
所以我深深感到现在网络的时效性非常强，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AI的应用领域非常广。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是一把双刃剑，AI也会出现一些负面作用。所以做科普也好，做专业也好，我们都要秉承谦虚谨慎的态度，要跟其他行业，包括媒体、大众，包括非专业人员，要多聆听大家的意见，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不要急于把一项科学或者科普内容神化，要把它变成一项能够经得起检验的科学。
Q:对于年轻科普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A:首先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致力投身于科普行业，但是我也要给大家一些善意的建议，这条路很长，很艰苦，而且没有什么名利。所以大家要能忍得了孤独，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终将有一天，它会为你自己，还有你身边的人带来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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