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被科学技术所包围的社会中，在给孩子接种疫苗或享受其他医疗服务、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很多其他议题方面做出重要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越来越需要把来自于科学的信息同他们的个人价值和其他考虑整合起来，或者借用英国科学媒介中心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任何新闻都可以是科学新闻”，只要我们从科学的视角去看待。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忽视或者说不了解这其中所牵涉到的科学和技术，这实际上也是某种“知识的错觉”所导致的正常现象，就好像“一个人不必知道平底煎锅内的涂层怎么会有一种不粘的属性，对他而言只需要拥有一个太真的信念：如果他付了钱，某个工厂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巫师给这个器皿施加的魔法就会灵验。”毕竟在信息和知识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人终其一生也无法掌握某一个学科的所有知识，同时，诚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理解科学》一文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

　　那么话说回来，我们该如何去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科普，当然这里所说的科普不仅仅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更多的是要传播科学方法和弘扬科学精神。因为“如今人们非常需要快速的科学思维能力，只有科学方法才能有效处理日常出现的问题。”而“如果人们放弃了与生俱来的获得科学知识的权利，他们也将无法获得自我治理的权利。”

　　社会科学家曾经对把焦点放在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上的做法提出了一个“缺失模型”，该模型的践行者一度认为“公众缺乏有关科学的精确知识，改善公众对科学的知识可以增加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比如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以及对科学家的积极评价。”所以，只有给他们提供正确的信息，他们才会对正在考虑的科学进行更积极的思考。但是，实践表明，人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信念和知识，他们不是等着被科学信息填满的“空瓶子”，所以“缺失模型”是错误的，或者说至少是存在着瑕疵的。因为对于事实的了解并不意味着对于知识的内在含义及其重要性的理解，也不意味着公众知道某种知识在广阔的科学框架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对于科学事实的了解对于那些尝试接受当代科学发现的公民来说，很多时候几乎没有帮助。所以，“无论科学作为一种实践还是一种制度，真正理解科学是如何工作进而生产知识的，可能对公众有所帮助。”这实际上谈到的就是科学方法的传播，这也就是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提到的，“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强调方法是对科学普及的一个巨大帮助，因为它能使公众不必去执行困难的数学运算和记住多得可怕的大量事实，而无可争辩地掌握真正的科学”。所以，科普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公众去知道一些科学事实，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知道科学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是需要不断证实、再证实的过程。

　　而如果我们还依然把关注点放到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上，那就是把科学“信息”碾成“事实”碎片，从认识自然的相关背景中剥离出来。尤其是在信息爆炸和“后真相”时代背景下，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与其记住多得可怕的科学事实，倒不如知道如何去验证这些科学事实以及到哪里可以验证这些科学事实。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知识的错觉”的问题上，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应该作为公众“知识的错觉”的最后一道阀门。否则，尽管公众接受到了日益增多的空洞事实，而且这些空洞的事实尽管是科学家发现的并披上了科学权威的外衣，但是仍旧是空洞的。

　　正如威廉˙L.劳伦斯写道的那样，“作为真正普罗米修斯的后代，科学创作者应该从科学的奥林匹克、实验室和大学采集火种，并将其传递给人们。”这实际上说的就是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甚至德雷斯勒在1907年就提出，“只要还缺少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习惯，教育就不能停止。”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