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科普的目的是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或者我们可以说科学素质的提升是目标，而科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2021年6月份，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其中指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普的理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也就说要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从过去侧重于传播科学和技术知识，转向弘扬科学精神，传授科学方法，树立科学观念等。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科学是什么转向科学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而且涉及到科普方式和方法的转变。

　　传统上，科普更多地着眼于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的获取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应该说，对普通公众而言，在科学知识的获取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因为知识点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这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这些知识都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不成体系的，这与我们力求让公众形成科学思维来说是存在着不小的隔阂的，甚至是扩大了这种隔阂。长此以往，这非常不利于公众对科学形成系统性的认知。

　　但是相较于容易传播和扩散的科学知识来说，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传播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位于科学知识背后的东西。当然在谈论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不能脱离开科学知识，而是说要在知识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科学知识是在告诉人们科学是什么，但是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旨在解答科学为什么的问题。

　　这也相当于说，我们在科普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观念转变，把着眼点放在解释科学为什么上，而非单纯地告诉人们科学是什么，这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阳光抵达地球大约需要8分钟的时间，这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点。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知道这个知识点似乎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知道这8分钟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么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去推导出，每晚抵达我们双眼的星光也绝对不是现在发射出来的，而且我们就可以理解“望远镜是时间机器”这句话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了。

　　另外，以前的太阳系有“九大行星”，而在2006年8月之后，冥王星被“降级”了，于是太阳系就只有“八大行星”了。借用这个例子是想表明，科学知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有可能被更新和修正。但是这种更新和修正的背后体现的却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如果我们的科普仅仅告诉人们如今太阳系有“八大行星”，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从“九”变成了“八”，那么这样的科普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是在灌输某种知识，而非去解释这种知识背后的逻辑。

　　用这两个例子是想表明， 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科普培养公众的科学理性，让他们掌握科学方法，理解科学精神，那么这就需要把科普从解释科学是什么转向科学为什么。因为“科学的精髓是其方法”，甚至卡尔·萨根也说过，如果我们向广大公众只讲解科学的成果和发现，而不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那么普通人怎么能够区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

　　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把科学是什么转向科学为什么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不能缺位。

　　如果我们把科学精神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它们常常不是一目了然的，并不能通过教科书简单的定义或传授，它们也并不在科学已经完成的物化的甚至是固化的科学成果之中，而在于求得这些成果的过程之中。而科研人员恰恰是切身地体会了这些过程的人。因而在阐释科学为什么的时候，科研人员能够对研究过程做一种回顾，梳理其脉络，把隐匿期间的科学观念阐发出来，使最广大的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也得以接触科学精神的精髓。

　　所以可以说，科研人员对科普的参与是把科学是什么转向科学为什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研人员在科普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