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对于做科普的人来说，经常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科普最有效。

　　一直以来，公众的无知被认为是科普效果不佳的罪魁祸首，所以科普就是要让公众摆脱无知的状态。在这个逻辑指导下的科普自然而然地落入努力提升公众的知识，或者说用科学知识去填补这种无知的“空瓶子”的窠臼，这种做法被一些理论家冠以“缺失模型”的称号。这其实是一种灌输。这也就意味着，对于从事科普工作的人来说，把知识传递出去就是有效的，但这忽视了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有效就一定意味着负责任吗？有效与负责任可以兼得吗？科普因为有效就是负责任，还是科普因为负责任才会有效？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选择后者，只有我们以负责任的担当来开展科普，才有可能让它更有效。因为如果只追求有效，那可能会给受众施加一种居高临下之感，毕竟他们会觉得传者没有跟他们站在同一个平台或者视角上，是在“强迫”自己接受一些“事实”。对于受众来说，科普有没有效果的首要前提应该是，他们首先并不关心你传播了什么知识，而是关心你是否关心他们。一言以蔽之，科普要关注和尊重公众的价值观，因为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公众对科学的解读，能否将科学问题与一些公众原本就珍视的价值观问题关联起来是决定科普是否有效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实际上涉及到了科普的伦理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经常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如果把这句话稍作变通的话也是可行的，那就是科普人员也有自己的祖国，也应该有价值坚守，有伦理立场，要“人民为中心”。

　　2020年9月召开的两次会议都提出了科普的伦理以及科普要加强价值引领的问题，一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等五家单位联合发布了《科普伦理倡议书》，倡议科普工作者秉持科技向善、科普向善的价值追求，坚持科普“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二是第二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期间，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做了题为“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的思考”的主旨报告，并且强调，面向未来的科普要更加突出价值引领，特别是要焕发科学家精神的时代感召力、引领力，让“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引领，真正厚植创新沃土。

　　很多人倾向于认为，科学是价值无涉的，或者是价值中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科学是发生于它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之中的，很多从事科学实践研究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如果科学没有了价值，就像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一样危险。那么回归科普本身，科普是对科学进行的普及，有关科学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覆盖到科普的价值操守和伦理观念。我们不能去科普有违伦理和价值引领的事物，比如，我们不能去科普怎么制造原子弹。 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科普人员所用的语言本身也负载着某些价值，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比如，世卫组织在2015年就建议，停止使用猪流感、香港脚、绿猴病等疾病名字，因为这可能会对一些动物、人群或地区造成污蔑。

　　有学者曾这样形容“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 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在充斥着假新闻、标题党的媒介景观之下，科普更应该注重价值引领，更加关注伦理立场，不“洗地”，不“刷绿”，不“漂白”，营造风清气正的科普环境与氛围，传播积极正向、价值引领的科学内容。

　　科普因为负责任而有效，而非因为有效就是负责任！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