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虞仁荣、黄峥、李永新……随着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和成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了高等教育办学行列，参与的途径也日益丰富。

　　“企业捐资办学”“企业出资、政府办学”，多元化办学形式的背后，企业家有着怎样的考量？要办出一所理想的大学，政府部门、企业家，乃至社会各界，又该有哪些调整和配合？

　　■记者 温才妃

　　不久前，“玻璃大王”曹德旺所属的河仁基金会捐资100亿元筹建一所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大家的关注点不仅在于其捐资数额之大，还在于该大学将会成为一所公立院校。

　　同样是今年，韦尔股份的创始人虞仁荣已在年初捐资200亿元，在宁波创建一所新型研究型民办院校，暂定名为东方理工大学。

　　实际上，企业家参与办学，多数情况下兴办的都是民办院校。5月14日，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发布，其中也明确指出，“国家鼓励以捐资、设立基金会等方式依法举办民办学校”。

　　而现在，除了传统的“企业捐资办学”，福耀科技大学又提出“企业出资、政府办学”，以“探索新型公办大学办学模式”。企业参与高等教育多元化路径的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而企业家以哪种形式参与办学更好呢？

　　为什么办“公”不办“民”

　　企业家可以直接创办公立大学吗？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规并不可以，公立大学只能由政府部门利用财政经费创办。

　　但是，公立大学可以接受社会企业捐赠。“即使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大部分来自企业，也不会改变其公立性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举例说，美国密歇根大学来自州政府的办学资金仅占其办学总资金的10%左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的政府拨款也不到其办学经费的50%，但并不改其公立属性。

　　福耀科技大学实际上就是政府利用曹德旺捐赠的资金创办的一所公立大学，因为此前少有，也被外界视作“企业出资、政府办学”新机制的探索。

　　而企业家参与办学的“主流”却更多在于民办院校。2017年9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民办学校可选择设立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选择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以登记为社会服务机构或事业单位，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用地、税收优惠。

　　由于办学形式新颖，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都被称为新型大学。在新型大学中，西湖大学、东方理工大学就是非营利性民办院校，前者办学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捐赠，后者目前主要来自于企业家捐款。

　　既然如此，曹德旺为什么要出资给政府创办一所公办院校，而不是选择支持一所公办院校的二级学院或创办一所民办院校？

　　从难易程度上来看，支持一所公办院校的二级学院难度最小，也是最经济的。事实上，曹德旺也支持了很多公办院校的二级学院，如不久前刚刚动工的厦门大学德旺商学院。“创办公立院校，可以理解为他‘多管齐下’的一部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说。

　　而办一所民办院校，“受到资源、政策限制，想要办成高水平大学难上加难”。别敦荣说，但“企业出资、政府办学”可以借助公办资源和民间资本的优势，缩短高校建设发展所需要的时间。

　　此外，一些民办院校通常带有强烈的举办者色彩，容易被外界质疑为“仅为举办企业培养人才”。

　　21世纪教育集团研究院院长刘占杰告诉《中国科学报》，即便选择了非营利性民办院校，办学中的落地还需要当地政府出台执行细则来保证。而公办院校享有一切国家相关的优惠政策，如土地供给、税收等，教师身份也是编制内的。采取“企业出资、政府办学”这样的方式，可以直接解决现有民办院校的一系列问题。

　　“‘企业出资、政府办学’更适合信任政府，认为自身办学能力不充分或精力受限的企业家。”洪成文说。

　　与地方教育发展相结合

　　同属于公办院校，很多人认为福耀科技大学有汕头大学的“影子”。事实上，二者虽有类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创办者不同。汕头大学最初是由广东省政府创办，后由香港长江集团创始人李嘉诚捐资，而福耀科技大学是在曹德旺捐资100亿元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之后将继续吸纳社会捐资。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与曹德旺所在的福建省有很大关系。

　　历史上，1921年，“橡胶大王”陈嘉庚捐出全部身家400万大洋创办厦门大学，后不惜变卖资产给厦大作教育经费。但陈嘉庚最后也因为资金跟不上，将厦门大学捐给政府，以保证教学不中断，由此厦大由民办转为公办。

　　相比东部其他地区，闽商更有着捐资办学的传统。陈嘉庚的那句“即使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至今仍激励着众多后来者。如创办闽南理工学院的闽商许景期，卖掉7家企业全力支持办学。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也表示：“闽商做慈善相对慷慨。胡润慈善榜18年来，闽商几乎都排在前两名，而在胡润百富榜上，闽商只排前五。”

　　现实中，相比东部9省（自治区）3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可谓“排名不佳”。

　　截至2020年6月30日，福建共有89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39所、专科院校50所。但该省只有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两所一流高校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本科院校数、本科生在校生数、研究生在校生数、“双一流”高校数量均在9省（自治区）3市中排名靠后。

　　虽然近年来福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推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长期来看，福建高等教育总体仍呈现出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投入不足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如本身基础落后、观念保守、政府历史欠账较多等。

　　然而，福建民营企业较多，对人才需求旺盛。高等教育慢半拍的情况，也促使了福建省政府对企业出资办公立院校的“一拍即合”。

　　“如果学校办成功了，曹德旺很可能成为第二个‘陈嘉庚’，福建也多了一所名牌大学。当然，如果学校没办成功，未来资产清理，财产归属于政府，债务也将归属于政府。”洪成文说。

　　办一所大学不同于办公司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企业家队伍壮大成熟，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发展中敏锐、活跃的因素。越来越多企业家表现出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参与热情。

　　虽然国家鼓励企业家办学，但有实力的企业家也并不是人人选择办一所大学。比如，今年上半年，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向浙江大学捐赠120亿元开展科学研究，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永新捐赠10亿元给北京大学，助其全方位发展。多元化的形式背后，企业家也有自己的顾虑。

　　刘占杰告诉《中国科学报》，主要是教育管理体制问题。企业家办高等教育，首先是出于情怀，想办一所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但一所大学的举办并不像开公司一样，实行注册制，而是有一定程序和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

　　而且，高等教育不像基础教育，它需要一定自有资产规模，并且落实到学院法人财产权，而土地房产等用于教学的固定资产、设施是不能设置抵押融资的。“也就是说，无法运用企业的运作方式来运营学校，这就对于拟举办高等教育的企业资产和规模有了较高要求。”刘占杰说。

　　另外，目前高等教育招生还属于计划管理阶段，本专科计划分别由教育部和省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家办大学的规模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科是高校办学中最核心的部分，但无论是民办院校还是公办院校，要从本科起步，均有一定难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据国家规定，民办教育一般只能从专科办起，毕业生的层次与企业所需求的专门人才层次有差别。“当然，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有些问题通过职业本科层次专业设置会有所缓解。但总体上讲，任重道远。企业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金准备。”刘占杰说。

　　事实上，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福耀科技大学将从研究生教育起步，把学生培养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需要的专门的匠师级管理人才。

　　背后的原因也许有些无奈。

　　别敦荣指出，培养什么层次、类型的人才，既需要系统设计，也需要考虑现行的政策和法规。当下，办本科教育首先要申办本科院校、专业，流程较长、审批手续较多。办研究生教育可以借助一些现有高校的平台和招生名额，先把学校办起来。“在一边办学、一边建设的过程中，来筹备一所完整的大学，先办研究生教育可能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

　　然而，我国高校多强调理论，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普遍偏弱，能否招到适合的优秀本科生，还得打一个问号。

　　亨通信安总经理陈夏裕认为，尽管这条路有点“迂回”，但也有走通的可能性。首先，福耀科技大学的办学规模小，仅为3000至5000人，招到相对合适的生源还是有可能的。其次，先进制造离不开具备应用技术的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这样的人才在市场上很紧缺。“着手培养匠师级技术人才，企业家真正布局的是未来10年后集团的高管队伍。”

　　企业家意志如何保证

　　如此看来，“企业出资、政府办学”是否是企业家参与办学的最优模式？

　　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看来，未必如此。在“企业捐资办学”“企业出资、政府办学”这两种模式中，他更加看好的是前者，因为“企业家自主办学，目标会更加明确”。

　　他补充道，这里的自主办学是广义上的，包括企业家将钱捐给基金会，由基金会寻找职业校长来办学。

　　“缺乏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民办院校在办学自主权上的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受到限制，但相对公办院校更加灵活，也更有探索空间。”吴华说。

　　比如，更加开放和有效地利用全球人才、更加灵活的专业设置等，这些尝试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做更加艰难的探索，没有办学自主权是做不到的。“从决策权来说，企业家自主办学比企业家出资交由政府办学，决策的自由度更大，也能够更加准确和有效地响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吴华说。

　　在洪成文看来，高校办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定位和资金。“尤其对于新型大学来说，高水平、国际化、错位发展是其重要特征，快速发展是其抓手。”

　　洪成文指出，由企业家参与办学的新型大学将给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带来诸多看点。企业家精神偏重实际，其参与创办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比普通高校更务实；企业家办学不用懒人，有助于刺激普通高校更换不作为的教职工；企业家办学对师资要求更加高端，一旦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不惜一切成本聘用相关人才……这些都有助于祛除普通高校办学中的沉疴，给教学、科研中的人才培养树立新风气。

　　“如果完全交由政府办学，随着时间推移，怎样保证院校发展与创始人、举办者的意志一致是个大问题。”洪成文说。

　　企业家办学意志的多寡，需要辨证地看。企业家个人色彩浓烈、过分干预教学，于育人不利，但完全没有，又不能把企业家眼光、精神带入办学过程中。

　　为了保证企业家有适度的话语权，新型大学多采用董事会制度。相关规定也允许民办院校董事会或理事会的人员，即举办者或其代表进入董事会。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董事会参与决策，但不能左右决策。董事长在整合和动员社会资源、处理学校与政府关系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拿福耀科技大学举例，洪成文表示，曹德旺将来可能会成为该校发展的主要顾问，在处理办学矛盾上发挥重要作用。在董事会的成员里，应考虑他或他的后人至少在董事会中有一个席位，以此保证企业家办学意志的延续。

　　新型大学更需政策关照

　　“此次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国家鼓励以捐资、设立基金会等方式依法举办民办学校’。相比2019年修订版本，‘国家鼓励捐资办学。国家对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在办学路径的提法上更加直接。”吴华告诉《中国科学报》。

　　政策要更到位，一直是民办教育者的诉求。对此，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在两会上建议，政府要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教育事业中来。比如捐资办学、投资办学、建立教育基金会、资助教育公益机构、创办互联网教育项目等。

　　具体而言，他指出，政府首先要明确支持“企业家办大学”，以更大的开放性鼓励企业家筹办具备世界水平的民办大学。通过开放社会资本，探索资源引入机制和特色运营机制，实现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的公平竞争。制定民办大学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在未来办出几所具有世界水平的民办高校。鼓励企业界建立教育基金会，政府对教育捐赠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

　　刘占杰表示，企业家也要端正办学理念和心态。高等教育事业是公益性事业，投资巨大且要求持续投入，企业家要有“长期投资”的心理准备，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将其变为企业或个人的提款机或资金池。

　　对于新型大学而言，往往还具备“小而精”的办学特征。然而，即便“小”，如果都由企业家出资，长此以往也相当吃力。曹德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希望学校成为一所全社会共建共办的大学，学校未来会接受外部资金的捐助。

　　在别敦荣看来，除了接受外部资金捐助，福耀科技大学必须规划好蓝图，与政府进行充分沟通，争取优惠的政策支持。“这样的支持不是完全由省政府提供，还需要教育部高度认可与重视。比如，它的办学资格、学位授权点、专业申办审批，都需要有关部门在政策上予以特别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