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松面包的麦香与嫩滑豆腐中，藏着田间地头的变迁。曾几何时，“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的日常，每粒粮食都凝结着田间的辛劳。

　　如今，先进的农业科技革新着耕作图景。农民除草不再只能依靠锄头，化学除草剂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让每颗饱满的粮食背后，都闪耀着科技赋能的光芒，见证着“汗滴禾下土”到“智耕天地间”的时代跨越。

　　人类与杂草的“恩怨史”

　　在人类农业文明的长河中，杂草始终是粮食生产的劲敌。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夫们在烈日下清除野草，这种原始的方式效率低下、极为辛苦。

　　工业革命的到来催生出了新的解决方法——化学除草剂。19世纪末期，欧洲农民发现硫酸铜溶液可以抑制杂草。

　　草甘膦除草剂的出现，进一步成为了人类与杂草斗争史上的关键突破。20世纪50年代，合成草甘膦除草剂诞生，广泛应用于玉米、大豆、蔬菜等农作物的除草管理过程中。到了70年代，科研人员通过改造使草甘膦展现出卓越的除草活性，草甘膦作为商品化除草剂“农达”上市。

　　在全球范围内，草甘膦作为有效的杂草管理工具，在除草领域获得广泛欢迎。以农达为例，自1974年问世以来，它已经在超过130个国家的30多种作物上广泛应用，并在生物育种作物上积累了近30年的成功应用记录；在中国，农达已登记用于多种大田作物和果树场景，并于2024年获批使用于耐草甘膦玉米田。我国是草甘膦生产和出口大国。2023年，我国草甘膦产量已达到53万吨，其中约87%用于出口，在全球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强力灭敌的“除草战士”

　　与传统除草剂相比，草甘膦具有显著优势。

　　比起传统除草剂，草甘膦像聪明的“杂草杀手”，它不仅具有内吸传导的特性，而且非常高效、适用范围广，还能有选择性地杀灭杂草。每株杂草体内都有一种关键的营养来源（EPSPS酶），为其生长提供必需动力（芳香族氨基酸）。草甘膦的介入，相当于让杂草的生长动力输送路线停摆，杂草失去营养，只能慢慢枯萎死亡。

　　草甘膦的内吸传导性不仅能杀灭地上部分杂草，还能通过杂草的韧皮部运输至根系，对多年生杂草的根除率显著高于触杀型除草剂，广谱性也远超一些传统除草剂。

　　其次，草甘膦的毒性低、安全性较高、对环境产生的污染更少。草甘膦作为高效且广泛应用的除草剂，是全球研究最充分的农药之一，全球主要监管机构多次认定，只要按照标签说明使用，含草甘膦的产品是安全的。同时，草甘膦在土壤中主要依靠生物降解来分解，土壤里的多种微生物就像一个个“清洁小能手”，它们会把草甘膦分解成无机物和简单的有机物，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中间产物，也就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生物育种技术打造农业的“黄金搭档”

　　在生物育种技术的快速发展下，耐草甘膦作物应运而生——草甘膦在除去杂草的同时，又不会伤害带有耐草甘膦特性的作物，两者配合起来就像“黄金搭档”，让农田除草变得又快又方便。

　　这一“耐草甘膦”特性，便是由科学家们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能够抵抗草甘膦的基因导入农作物中，使这些作物具备了在草甘膦除草剂施用环境下正常生长的能力，达到灭草又不“伤身”的效果，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田间管理成本，增加了农作物产量。

　　由于拥有诸多优势，并且能和耐草甘膦除草剂作物成为强大的“盟友”，草甘膦除草剂的应用范围也随之扩大。随着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政策的逐步开放，草甘膦除草剂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呈现出了除高效、安全外的更多价值。

　　绿色农业：现代农业发展的未来

　　在现代科技助力下，全球农业发展正在加速向绿色转型。其中，再生农业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明确将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视为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求加快农业全面绿色转型，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草甘膦除草剂便可以通过减量增效，以更少的农药用量，取得更好的除草效果，同时减少下茬作物的药害问题，让农民减少土壤翻耕，避免土壤扰动，成为再生农业理念的生动实践。以全球农业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拜耳公司为例，结合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拜耳正依托位于吉林省四平市的拜耳耘远农场积极开展田间试验，验证草甘膦在土壤免耕、固碳减排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持续探索其应用价值。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会涌现出更多高效、环保、安全的农业解决方案，为全球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谢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