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文静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依托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植物园现有相关资源，构建南、北两个园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挂牌、统一标准，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国家植物园的设立经过了长期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植物学家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当前北京南北两座植物园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植物园体系的设立有何重要意义？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梳理史料并采访了相关专家。

　　香山脚下，香颐路边

　　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物园是我国几代植物学家的梦想。

　　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研究。他告诉《中国科学报》，从20世纪20年代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成立起，胡先骕、刘慎谔等植物学家就在为创建中国自己的高水平植物园而努力。

　　1934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即如今中科院庐山植物园的前身。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就在所址所在地西郊公园，即今日北京动物园内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植物园。

　　1950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当时，西郊公园被北京市政府接收，其中的植物园则被中科院接收。于是中科院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拟将先前的植物园予以扩大，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与西郊公园管理委员会商定具体办法，其后西郊公园更名为北京动物园，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

　　“当时，双方商议在北京动物园里多划出一片地建设植物园。然而，当初步意向达成后，植物学家还是觉得地方太小，要重新找地。寻找新园址的任务就落到了植物分类学家俞德浚的身上。”胡宗刚说。

　　1950年，俞德浚放弃英国爱丁堡植物园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代表国家水平的植物园。1951年，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世界各国植物园概况》一文，1955年又编著出版了《植物园工作手册》。

　　“圆明园、清华园附近都找了，最后找到了香山那边。”胡宗刚说。

　　1954年，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已改名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该所的王文中、董保华、胡叔良、孙可群、吴应祥、张应麟、阎振茏、黎盛臣等青年科研人员就植物园建设问题上书中央，信中提出“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56年，由中科院与北京市联合上报国务院的“筹建北京植物园建议书”很快得到批复，“批准设立北京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园林局共同领导”，并拨经费560万元，用于第一期建园工作。

　　北京植物园由此在香山脚下香颐路边诞生。

　　南北两园格局形成

　　自1956年起，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北京植物园建设工作时续时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

　　1957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组成了“专家规划设计委员会”，对北京植物园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这个规划以苏联科学院莫斯科总植物园为蓝本，满足科研和科普两方面的需要。规划明确香颐路以南为植物园的试验区（后来被称作“南园”）；香颐路以北是植物园的开放游览区（称作“北园”）。这个规划为北京植物园的建设描绘了基本框架，建园工作也开始启动。

　　然而，到了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建设专款被冻结，建园工作暂时停顿下来。路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逐渐将工作囿于原苗圃试验区内，路北展览区的工作则仅限于对栽植树木的养护。路南和路北的植物园自然形成两个独立的单位，即“南园”和“北园”。改革开放后，南北两园均获得了长足发展，各具特色。

　　2003年12月26日，侯仁之、陈俊愉、张广学、孟兆祯、匡廷云、冯宗炜、洪德元、王文采、金鉴明、张新时、肖培根11位院士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关于恢复建设国家植物园的建议”。

　　他们提出，“作为世界植物宝库的中国，理应建立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物园，以全面搜集和展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开展科普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北京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必将能够向全世界全面展示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及其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杰出成就，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和科学素质。建立国家植物园的天时地利具备。”

　　2008年12月，又有若干知名科学家再次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早日启动北京国家植物园建设。如今，这些呼吁收获了切实的进展。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新阶段

　　随着国务院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陈进介绍说，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植物园，而形成网络化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并不多，有代表性的如南非。“如今我国要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一是因为我国把生态文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放在了重要位置，二是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比较复杂，建立单个国家植物园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北京国家植物园首先启动建设，接下来可能还会在其他地方建立国家植物园。”

　　对于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陈进建议，应当根据我国气候和植物多样性分布的特点，结合已有的植物园基础，形成由若干个大型国家植物园和一些区域性植物园组成的完整网络。“由国家层面自上而下进行选择、认定或评比，建立比较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标准，进行相对统一的管理。”

　　目前，我国已有植物园近200个。陈进表示，这些植物园归属于不同的系统，缺乏统筹协调，工作侧重点和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通过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强化整体协调统一，同时也可以带动全国植物园事业的发展。”

　　对于国家植物园的功能，陈进介绍说，其首要任务是迁地保护，对就地保护形成补充。“迁地保护是有针对性地将那些受到威胁的稀有、特有植物的种子采集回来，进行人工繁殖，在植物园中栽植、研究、观察，同时扩大繁殖，以后有条件时再将它们回种到野外。国家植物园体系首先要以自上而下建制化的系统、全覆盖的方式完成这样的任务。”

　　同时，国家植物园体系还承担着其他重要的功能，比如科普。“科研上的保护是一方面，全民参与同样必不可少。在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争取公众的关注、参与和支持上，国家植物园将是很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教育场所。”

　　陈进补充说，国家植物园将在植物研究上做更多工作，可以为就地保护提供科研支持，比如帮助监测野生植物物种动态、开展调查研究、发现新种，还可以为我国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研支撑。“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能更好地完成迁地保护任务，另一方面将使我国植物园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发挥更大的作用。”陈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