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科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在6月3日，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指出，“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与2006年3月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中关于科学素质的界定有所差异（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这凸显了我们的科普开始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转向了更加重要的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思想的倡导和科学方法的培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科普往往把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作为首要的维度，甚至很多广受好评的科普也往往仅仅着眼于知识的“搬运”，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知识浩如烟海，而且还在不断地迭代更新，任何一个人穷其一生都不太可能掌握某一学科的所有知识，而如果能够具备一定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理性等等，那么这样的人更有可能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站稳脚跟。

　　有人总结说，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是，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的烘托之下，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又超越科学知识之上的更高阶的科学理性就更加重要。

　　正如伽利略所言，“你无法教人任何东西，你只能帮助别人发现一些东西。”这实际上也是在强调方法似乎比知识更重要，用我们老祖宗的话来说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在自己撰写的科普作品中都提到了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比如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所著的《把宇宙作为方法—天体物理学家写给所有人的101封信》中就有这方面相关的论述，比如他在给乔治·亨利·怀特塞兹的回信中提到，“鼓励人们自己思考，而不是让别人替你思考，由此孕育出怀疑主义的‘灵魂’和自由探索的‘精神’”。在其他的回信中，他又写道，“真正的科学素养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你提出问题的思考方式。”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一个逻辑，科普不仅仅要传播科学知识，更要教给受众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等等。又比如他说，“人生中所有关键时刻，你的思考方式比知识更重要。”

　　我国的核物理专家陈贺能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说，“科学家科普不仅要讲知识，也要讲方法，让孩子了解科学家是怎么工作的，了解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鼓励他们像科学家一样细心观察世界、大胆想象。”

　　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科学家，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但又超越科学知识这个基础的。

　　如果我们的科普依然停留在传播与普及知识的层面，而未跃迁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思维层面，那么我们只是在使用知识之流，并未培育知识之源，这难免有些“舍本逐末”的味道。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方法的习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科学家要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学术训练，所以十年苦修不可能一朝顿悟。甚至我们可以说，科学方法不存在所谓的速成捷径，正如根据欧几里得与托勒密国王的对话而演变来的一句名言所示一样，“求知无坦途”。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因噎废食，止步不前的理由，毕竟“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也相信，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指导下，我们的科普工作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突出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思想的倡导，科学方法的培育，突出对科学兴趣、思想观念、理想信念等的正确导向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