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胡珉琦
《上帝的手术刀》，王立铭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刚刚在今年世界读书日凭借自己的科普著作《吃货的生物学修养》获得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80后”教授王立铭转身又出现在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现场。《上帝的手术刀》是一本有关基因编辑简史的科普书，同时也是王立铭的一个“野心之作”。因为他想讲的，是一个关乎历史和现在，并且连接未来的大话题！
呈现科学发展的逻辑
2015年4月，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实验室公布了其在人类胚胎中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消息。尽管该实验室使用的是存在缺陷，不能正常发育为成熟胚胎的受精卵，且通过了校内的伦理审查，但因为涉及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在国内外迅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王立铭动念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讲讲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的来龙去脉，没想到最终引起了湛庐文化图书编辑的关注。
作为一名科学家，王立铭被他的同行称为会用“人话”讲故事的高手，他用堪比小说的语言去呈现一段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史，而不仅仅介绍有关这项技术的知识。
基因编辑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发现衍生而来的，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它是正确的，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断然否定它，它究竟有什么用，未来又会往什么方向演进……
2016年雨果奖获得者、《北京折叠》的作者郝景芳在评价这本书时写道：一本书有没有给读者留下问题，比它有没有给读者留下知识更重要。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王立铭坦言，做科普本身并不是为了把具体的科学发现用通俗的方法传播给大众。
“事实上，我本人并不认为大众真的需要了解那么多科学知识。况且，今天的科学已经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并不容易被外行理解。但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仍然需要懂得科学，因为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远了。不理解科学的逻辑会很无助，反之，则可以充满自信地生活在今天这个技术爆炸的世界上。”
因此，他给自己定下的写作方向，恰恰就是科学技术到底是从何而来，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又有可能把人类带到哪儿去。“科学发展的逻辑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基因编辑正好是处在历史和未来的分界线上。”
什么是基因编辑的未来
“当分子生物对生物大分子的操纵和解析技术达到一定高度时，这门学科就面对着它的终极目标：通过对基因的重新组合改变生物的性状，直到创造新生物……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创造生命实际上就是编程序，上帝原来是个程序员。”
在发布会现场，王立铭不忘向读者分享来自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天使时代》里的一段文字。科幻曾是把王立铭带向科学世界的一扇大门，直到现在他都是一个铁杆科幻迷。
科幻讲述的是未来，但其实，科学家本是不喜欢讨论未来的。
“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是很重要的，预测未来往往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历史上哪怕是最伟大的那些科学家、政治家、科幻小说家讨论未来也常常会被打脸。我当然也不会自作聪明去预测未来。”王立铭说。
不过，依照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他在书中还是用了不小的篇幅明确表达了对基因编辑技术演进方向的看法。
他认为，总有一天，基因编辑技术会从特定遗传疾病的治疗扩展到更多的疾病，紧接着就会出现预防型的应用，比如修改非常容易导致恶性癌症的基因突变BRCA1/2。而这个演进的尽头，则是直接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编辑，让孩子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远离某些疾病，甚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美丽。一旦走上这条路，人类就将开始摆脱自然历史留给人类的印记，开始进行自我创造。
技术是中性的，但王立铭并未一味替技术辩护，他甚至用科幻作者的口吻，承认这样的技术应用可能创造一个魔鬼出没的世界。
他理解人们深切的担忧，并指出这项技术应用最严重的后果，将是破坏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让人类彻底失去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生物学基础；对社会而言，它可能造就永久性的阶级分化，甚至被一些野心家用于大范围地定向改造人类。
基因编辑理所当然需要得到普通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不仅仅是科学家自己的事。
与其说伦理，不如用监管
这确确实实是一本科普书，而非科幻或者未来学作品。技术应用有风险，但并不必然造就一个黑暗的未来，人们应该警惕而非恐惧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王立铭强调的基本观点，他并不回避技术与伦理之间的矛盾问题。
“历史上从来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变革，推动价值观的演化，突破传统伦理。只要一项科学发现是正确的，或者一项技术发明对人们生活有好处，从来没有哪个社会习俗或者伦理真正可以阻止它们应用。堕胎、避孕、解剖尸体、试管婴儿都是例子，没有理由认为基因编辑不会是下一个。”
他告诉读者，今年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科学、伦理和管理》报告，已经首度对基因编辑人类松口了。尽管在报告中，这项技术的使用范围仍然被小心局限在治疗先天遗传疾病，而不是用于改变身高、智商、相貌等属性。
“事实上，单纯禁止科学家合法研究某一项技术，往往会把相关技术研究推向暗处。”因此，他对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的研究一方面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涉及应用于人类自身的技术时，与其诉诸伦理或者用舆论一味打压，不如用严格的专业监管和法律约束。
比如，限制关键技术细节的扩散，追踪和控制关键实验设备和原料的流向，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训练，规范相关研究和应用机构的工作准则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