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吕浩然
23岁到美国攻读硕士，26岁取得博士学位，36岁做正教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张东晓不仅完成了由地质工程到水文学的专业转换，还顺利拿下了博士学位。“这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竟中国的学制在时间上是有要求的，但在更加重视‘质量’的西方却允许甚至鼓励这样特殊的案例”，张东晓说。
作为东、西方教育及评价体系的亲历者，张东晓坦陈，中国与西方的评价体系确实存在差异。
“质”与“量”的差异
“国外可能更重视‘质量’：导师、同行会对候选人的工作做出评估，如果认为候选人的研究有深度、有价值，符合其‘质量标准’，即可拿到相应的学位或者某个职称；而国内可能更重视硬性的‘数量’，例如必须学习或工作足够的年限，或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文章累计获得多少影响因子。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都是毕业或晋升的‘硬指标’”。不同的评价标准原本各有利弊，当然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不仅如此，张东晓也指出，近年来国内以发表CNS（Cell、Nature、Science杂志的简称）为目的的研究风气“有些过头了”，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本是一件好事，但以此为目的去做科研，甚至去迎合期刊的“口味”，这与研究的本质有所悖离，“在国外一流大学，有CNS文章发表，大家都会感到高兴，却不会以此或其它高影响因子文章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那是三流大学的做法”。
“以北大工学院六个系中的材料与力学两个领域为例，材料的杂志影响力都相对较高，文章的发表周期也很快，力学的杂志却恰恰相反”，张东晓表示，如果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这两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尽管对其领域所产生的推动意义和价值在长期来讲可能差不多，但在国内的评价体系下则可能对研究者产生不公平的影响，“流体力学顶尖的学术杂志之一，JFM（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影响因子只有二点多，如果放在材料领域却是很不起眼的。如果单纯以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为衡量标准，那么工学院所有的奖励或晋升机会都要给材料系老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不仅如此，一个相对残酷的事实是，有些研究成果尽管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却永远都不可能发表在CNS这类杂志上，因为每个杂志涉及的专业领域不同，兴趣点也不一样。”张东晓说。
“所以在评价一位研究者的工作时，要进行综合的考量，需要同行的评价和认可，而不是单纯地设置一个条框，以文章数量、影响因子数量来衡量”，张东晓指出，“在同行中得到什么样的尊重，获得什么样的认可，是否是重量级学术协会或机构的成员，获得了哪些专业领域的荣誉，哪些工作对其所在领域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些都可以为综合评价一位研究者的工作提供参考，而不是单纯以CNS发表文章数量、影响因子大小作为依据”。
对北大工学院“动刀”
十年前，张东晓参与创办了北大工学院，他出任副院长，主抓人才引进、教职员工的评估晋升和学院的战略发展。2010年，张东晓全职回国担任工学院常务副院长，并于2013年从创院院长、中科院院士陈十一手中接棒，担任院长职务。
北大工学院重建之初，就以世界一流工学院为目标，采用与国际接轨的院长负责制、教授治学（院）、预聘制、年薪制以及国际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体制。经过十年的摸索和发展，工学院作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和管理改革的试验田，在学生培养、学术人才引进、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对于一个学院，人才是根本，而人才引进、培养和评价体系是保障。张东晓博士毕业后先后担任了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俄克拉荷马大学石油和地质工程系米勒讲席正教授（终身制）、美国南加州大学Marshall讲席正教授（终身制）。这些经历使他对美国大学、科研机构有深入的了解。在洞察到中国高校在人才引进和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结合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当时的国情，工学院探索了一套全新的评估体系。
“在选任制度上，我们在北大率先开始了预聘制（Tenure-Track）的尝试，这也是西方较为普遍的形式”，张东晓解释道。所谓预聘制是根据教员的具体情况，北大工学院与其签订三年或六年的合同。在合同期满的六个月前开始对其进行考核。该考核程序包括本人填写教学、科研和服务业绩表，国内外同行对其业绩和水平进行评价，教授评审委员会形成评估建议，院、校学术委员会形成最终评估意见等，“在评估的过程中，工学院会征求10位国内外同行对于被评估者的评估信，国外7封，国内3封。因而能够客观地评价该教员的学术水平，是否对其所在领域做出了深入的工作和具有影响力的贡献”。
合同期满且评估结果不合格者，将无法继续留任工学院，这打破了以往高校教师工作形同“铁饭碗”的局面，以“优胜劣汰”的方式提升了教职员工的整体素质水平。在这一新机制的保障下，北大工学院现拥有“院士”“长江”“杰青”等国家级头衔的人才占全部教员的50%以上，“正因为有这么好的教员，北大工学院的人均科研经费、人均科研产出也是最高的，去年工学院的科研综合评分在北大所有的院系里名列第一，比第二名要高出很多”。
管理者的深远影响
谈起此次当选NAE院士，张东晓表示，“NAE对于院士的提名和选举过程非常严谨，只要你的研究工作有价值，或者说对于行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选其院士就应该是情理之中了”。用他的话讲，“也仅是一份荣誉而已”。
如今，在张东晓看来，作为北大工学院的管理者，改革学院制度、完善评价体系等工作，可能影响力和社会价值更大。他解释道，“至少对于国内的高校生态来讲，是这样的。当你看到制度的建立产生了良好的循环和深远的影响，你会觉得这比只是做一个学者，贡献更大”。
“正如我一开始就主抓人才引进、教员评估和战略发展，到后来担任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北大工学院建立了系统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制度。单靠个人魅力的管理，产生的影响是短暂的。如果我们建立了好的制度、好的规范，并且不断完善，将来不管谁接任院长，都可以良性地运转下去。”张东晓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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