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杰里·布罗顿
译者：林盛
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别开书面
地图，这个名词在我的知识体系里一直以来都很稳定。我几乎从未考虑过这个词的概念、外延以及意义有什么问题。最多，让我给地图下一个诗意的定义，我会说，地图就是大地的印象。我们把丰富的信息抽象成符号，把符号标注在二维的平面上，从而获得行走的自由、判断的方向和过去的记忆。
所以，我以为一幅地图的目的，就是极尽所能的准确、精确和明确。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的内容，足以颠覆了我对地图的这一定义，并从我的知识体系里抽出了这块曾经坚固的石材。
地图的本质，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摹写，而是某一个文明，在某一个时代，借助某一个制图者之手进行的世界观的呈现，地图是法度，地图是国际或国内社会全部秩序的呈现。
我们一般都会拿“科学性”“准确性”的标准来想象和评价一幅地图，但在当代，即使是普罗大众也能凭借“维度”的简单知识，知晓地图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因为，人类能认知的世界是三维的，在物理学那里甚至还存在更高维度，而地图往往是二维的。从三维到二维，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足够的“准确性”，也就无法达到足够的“科学性”。
《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共选取了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的“十二类”地图。每一类地图，都反映出一个不同的角度。这几乎穷尽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法律、政治、科学、军事、资本主义等等。
譬如科学。这也是关于地图最为持久的力量。本书第一章《科学》重点描述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片段与思想，“托勒密撒下一张用抽象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永恒地理以及对经纬度的测量定义的网，罩住了整个世界。”不管今天如何评价托勒密的得失，他关于经纬度、圆锥投影等的知识，确实和当代地理学科学一脉相承。
譬如宗教。本书主要以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考量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宗教观。这个地图大约绘制于1300年，绘制在一张巨大的兽皮上。作者说，这是“近800年来保存完整的同类地图中最大的一幅，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呈现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形象”。关于这幅地图，学者已经写下了多部著作，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则抓住一点足够：这是一幅反映《圣经》文本的宗教地图，它包括位于中央的《圣经》地名，当然包括了巴别塔、索多玛，包括了四周撒旦的军队和距离耶路撒冷很是遥远的奇怪种族，地图最顶端是末日审判的图像。总之，这幅“地图”反映的是当时普通人的观念，它是宗教的，但也是现实的。
譬如大航海时代。本书从“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的兴起”和“宽容”多个主题予以回应，所展示的多幅地图，已经透露出大航海时代的时代精神，包括冒险主义、物质主义和隐约的对全球主义的渴望。
譬如政治。本书重点从两个角度来论述地图和政治的关系。其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当地图旨在呈现出一个“国家”的版图、疆界、首都和统辖范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领土不定的封建列国向“寸土不让”的民族国家转变了，效忠于贵族的农民向忠诚于法律的公民转变了。事实上，清末以来“中国地图”的转变也是遵循此一逻辑。在今天中国的网络上，爱国者们常常拿着地图来对比领土的得与失。
在欧美的殖民时代，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理学研究根据地图建立了“地缘政治”的概念，这个英国人的观念一下子融入到19—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殖民主义狂潮中，也间接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纳粹党的蠢蠢欲动到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都能找到“地缘政治”这一地图衍生出的政治思想，而地理学从此和政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甚至直到今天，在知乎、天涯、超级大本营、FT、乌有之乡等各类国内姿态各异的论坛里，到处能看到最普通的中国人都能从左或右的角度来分析“一带一路”、中美冲突、第一岛链等等“地缘政治”，可见淫浸之深。
总之，本书通过十二类地图的十二个角度，充分表达了地图作为世界观的摹仿物的属性。当然，在诸多属性中，我个人认为，在当代，地图的政治属性是地图最为重要的属性。
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对古代中国地图的探讨只是十二类角度之一，即“帝国”视角，或者说是东亚的“天下”视角。作者重点探讨了在古代中国地图，特别是14—15世纪朝鲜官员权近绘制的《疆理图》的副本，因为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而且最早同时呈现出中国、朝鲜和日本乃至部分欧洲的地图。本书主要研究了这幅地图所表现出的东亚政治秩序，也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朝鲜、日本为附庸的朝贡体系。
因此，倘若作一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既是史学的，也是经学的，最次才是科学的，也不必要和科学挂钩或片面强调其科学性，承认其实用性既切近古代地图应用的实际，也并不损害中国古地图的历史地位。（张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