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治理自信
——评王兆雷先生《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至今整整二十年。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本土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费孝通先生敏锐的将具有“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意涵的“文化自觉”概念引向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启了中国文化、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探索“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路径发展的进程。二十年后，由王兆雷研究员所著的《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人民日报出版社，下称《根基》）以雄阔的历史视野和犀利的批判精神剖析梳理了国家的治理精神、治理目标和治理结构。
一、治理精神：本土气质与家国情怀。国家治理的精神内涵是有效维护治理权威和保障治理有序运行的基本要素，更是能否赢得社会大众认同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跳出西方国家所谓普适价值体系的禁锢，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强调哈耶克阐释“合法性”中的“合认同性”意涵，唯有在地方性气候和土壤中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策略才会更有效用。《根基》所探讨的国家治理体系不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的文本规范，更是一种具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这种情感和关怀不是“刻意表现”或“哗众取宠”，而要通过扎实的史料梳理和调查研究，探求背后的文化逻辑，真切实现国家治理文化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心心相印”到“凝聚共识、同心同德”。进而推进两个平衡：即“个人安全需求与自由需求的平衡”和“社会稳定需求与发展需求的平衡”。
二、治理目标：批判建设与风清气正。针对当前“理性计算”和“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型期，诸多治理规范常常扮演了一种助长不良社会风气的工具而脱离了基本治理精神。“批判”和“建设”是《根基》一书中的两条核心理路。不仅对本土失序困境进行反思，对西方霸权模式进行批判，还提出将“风清气正”“天下为公”等观念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审视和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资源，在“传承”的基础上讲求“创新”。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例，“专制”并非是基层传统社会中的核心策略，在“皇权止于县”的政治制度背景下，“以乡绅阶层、家族长老为主体的多维自治模式”、 “以义庄制度为代表的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等都是中国治理文化中的瑰宝，脉络清晰、历史厚重，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治理结构：时空治理与动态运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绕不开“时空维度”的考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变迁，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在转型调整。因此，国家无法构建一种“一劳永逸、亘古常青”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这就需要透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化特征。当前，我国进入了“新转型”时期，“经济新常态”和“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党和政府所着力推进的两大新引擎，在解决以往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困境和新挑战。王兆雷研究员在《根基》一书中始终保持了一种“动态理念”，对阶层流动、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等因素进行有机剖析和论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介绍和弘扬中国治理经验，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治理结构。
《根基》不仅系统论述了我国古代以来所形成的“大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小传统”所蕴含的治理资源，更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以文化传承创新、权力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等理念和措施为推进新型国家治理体系贡献智慧。
我们看清了资本主义标榜的所谓普世价值背后的阴谋和阳谋后，看到由金融经济主导下的西方政治所标榜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看清了本质，回头我们再来回顾历史：无谓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应该放下门户之见，放下学术成见，放下观点成见，凝聚共识，开启明智，选贤与能、科学是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民主是选贤与能的民主。关键还是人才问题。人才兴，国家兴。各单位用人一定要打破家族观念和狭隘的小圈子范围。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忠诚、公平、正义、为民、勤廉、法治、担当落到实处。中华文化才会焕发感召天下的号召力。
作为读书人，应该敬畏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这个激浊扬清的时代，珍惜和平与发展的这个时代，从而引领中华民族走在复兴大道的这个时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周延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