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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大鹏
前不久，阴阳五行能否写入“基准”的辩论引发了很多人对科学的讨论和关注，而不论这种辩论是否能得出共识，但是至少可以激发公众对科学传播的热情，当然不同的人和机构对科学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比如伦敦大学学院的专家认为开展科学传播有四种动机，一是功利主义的，即为人们提供对其日常生活有用的技术和知识，二是经济性动机，即发达的社会需要技术上娴熟的劳动力，并且科学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三是文化性的动机，即科学代表着“共享的遗产”，四是民主的动机，即科学对社会中的大多数重要决策都产生影响，所以公众理解基本的科学信息是十分重要的。
当前，科学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公众不仅要理解科学，更要参与科学，这样公众才能利用科学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不久前，英国下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布了《科学传播与参与》报告，其中就提到了公众参与以及对话的问题。
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将公众对话界定为：“公众对话促进个体和群体之间争论和互动，并且创造一种人们讨论科学议题的氛围。从决策层面上来说，公众对话可能不会产生结果，但是它促使人们对这些议题的兴趣和意识。科学家可以与公众进行交流，公众之间也可以彼此交流”。可以说，公众对话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公共管理，环境科学，立法，城市规划等。
然而，在科学传播领域，公共对话的应用和实践正在兴起，同时科学中的公众参与和对话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比如，《科学传播与参与》报告就认为：在科学意识和科学传播方面，尽管英国在很多方面对科学有兴趣浓厚，但是在让目前还没有参与到科学中的人参与进来方面存在着集体性的需求。
2012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出版了《纳米技术公众参与和拓展活动指南》，在问卷的基础上对公众参与进行了总结，其中一些经验与教训对于开展公众参与科学具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
公众参与要从信任开始，因为信任是关键，而且建立起来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其重建成本非常巨大，所以首先应该确立信任关系。当前不科学的东西在新媒体平台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食品和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也有信任方面的原因，一旦公众对某些信息形成先入为主的看法，那么纠正这种看法和观点的努力会比较困难。此外，甚至哪怕是同一个领域的同一个谣言，在辟谣后还会再度出现，这样的结果就是辟谣一直跑不过传谣。久而久之，这也会丧失对科普的信任，甚至是说把谣言当科学。
第二，我们是说公众理解科学也好，公众参与科学也罢，都需要对“公众”进行恰当的界定，因为公众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异质性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某一领域专家在自己的领域之外可能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至少目前我国在科普方面存在着“五大人群”，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科普的核心公众。
第三，既然公众是多元的，那么我们就需要理解公众的关切和期望，并且把这种理解融入到公众参与科学相关活动的设计中。因为无论哪种公众参与科学项目或者活动都不可能针对所有人，所以对目标受众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最后，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公众参与科学的过程中也需要了解他们信任何种媒体，他们如何利用这些媒体信息，并且积极地介入到媒体的相关科学讨论之中，并且培养公众参与科学方面的专家。
当然公众参与科学并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科学家，同时如前所述，公众参与科学也未必会达成预期的效果，但是通过公众参与科学，可以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进而营造出良好的科学传播环境。就拿转基因科普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科普力度不能说不大，但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查摆科学事实一直作为有利的证据进行呈现，而公众参与和对话，以及对公众的细分，对公众已有知识、情感、态度和其他社会因素则很少被纳入到考虑当中，这也就是时下热议的“后真相”时代，越是在信息纷繁复杂的时候，公众的参与和对话也愈发显得必要，毕竟公众是科学和技术最终成果的消费者和使用者，而这种参与和对话也能够拉近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建立信任，进而传播科学。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