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贫困县、25个世居少数民族、绵延三千多公里的边境线——这里是我国滇西边境山区，也是我国边境贫困县最多、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集中连片特困区。

　　精准扶贫以来，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瞄准脱贫“硬骨头”，滇西边境山区“因村派人”“按户施策”，到2018年底，共有236.73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初期的24.15%降至4.9%。滇西边境“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群众千年以来的小康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拼版照片：上图是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一景（2016年11月25日摄）；下图是搬迁到怒江边的托坪村五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村（2019年6月25日拍摄，无人机图片）。新华社记者胡超 摄

　　拔掉思想穷根

　　云南的“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分布在滇西边境片区，曾一度处于整体贫困状态，脱贫难度较大。加之各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差异性明显，“素质性贫困”成片区最为显著的贫困特征。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全州有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三个“直过民族”，他们大多生活在半山腰以上，长时间内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在精准扶贫以前，部分贫困户相约围坐火塘旁喝玉米酒，一坐就是一整天，顾不上地里的庄稼。政府发放的小猪、小鸡甚至也被少数群众拿去换酒喝，基本没有脱贫动力，扶贫愿景成空谈。

　　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的托坪村，虽与“脱贫”发音相似，却难以脱贫。

　　“能住石头房子就算好了。”托坪村党总支书记和建才说，村民曾沿山而居，多住土坯房内，甚至用竹笆围起来，盖上石棉瓦就是家。

　　和建才不甘心，他想让大家摆脱恶劣的生活环境，过上好生活。继续开群众会、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原来大家不愿意接触新鲜事物，对未来生活没有想法。

　　为了打消群众的疑虑，和建才想到带群众出去“见世面”，他和扶贫干部把村民带去周边搬迁点，看看住房、就业情况，而后村民才动心。

　　2019年初，不愿搬迁的李小波一家，从山上搬到托坪村五湖安置点，住上新房、用上电热水器，自己当了护林员，妻子还是扶贫车间的管理人员。“过去不敢想，也想不到的生活变成了现实。”李小波说。

　　自然条件阻断了群众与外界的联系，限制获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有扶贫干部表示，当大家都在向往美好生活时，部分贫困户不知道美好生活的模样，更不会想如何过上美好生活。

　　为了拔掉思想穷根，片区县结合“自强、诚信、感恩”主题活动，探索出积分换物品的“爱心超市”、激发内生动力的“好汉班”等具体帮扶措施，以此唤醒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普洱市镇沅县对全县3.6万余名贫困人口开展“摸穷根”大调查后，发现部分贫困群众游手好闲、酗酒成瘾、单身啃老，查实因缺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的占47%。

　　“我们已开始对这些群众进行轮训。”镇沅县扶贫办负责人说，每次培训都是半军事化管理，从理发、洗澡、宿舍内务等教起，学员不能随意外出，不能喝酒。

　　行为养成教育改变了大家精神面貌，生产生活计划性、劳动技能得到提高，部分学员还娶了媳妇、成了家。

　　杨瑞堂在汽修店修理车辆（2019年12月8日摄）。参加普洱市镇沅县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第11期手工电弧焊培训班的学员杨瑞堂在培训结束后开了一家汽修店。新华社记者胡超 摄

　　共寻脱贫路子

　　最近，宋建涛忙着联系2000公里外的“穷亲戚”，了解年底收入，还有哪些需要。

　　驻村的2年间，蚂蚁堆村的群众都认识了这个戴着眼镜的青年人，还成了朋友。2019年10月结束驻村的宋建涛回到华中科技大学，朋友圈依旧转发村里的动态，手机里频繁出现村干部和脱贫户的通话记录。

　　“这是我一辈子的牵挂。”2017年10月，宋建涛从华中科技大学来到临沧市临翔区蚂蚁堆乡蚂蚁堆村驻村扶贫，此时他面对的是243户贫困户以及“县级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进村入户，听取群众心声；开展座谈，与群众党员交心。在摸清家底后，宋建涛结合单位和自身优势，与合作社、茶企共建茶厂，严把茶叶源头关，改良制作工艺，提升茶叶品质，今年茶农户均增收1700元。

　　郭正美曾是贫困户，住在危房内，儿子、儿媳离异后，儿子刘欣雨意志消沉，离家出走两三年都没有和家里联系，孙女也变得胆怯，从不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

　　宋建涛想方设法联系刘欣雨，让郭正美在茶厂打工，与学校老师交流照顾这类家庭的孩子的办法。系列措施下，郭正美家发生了积极变化：刘欣雨开始把工资寄回家，孙女也开朗起来，全家也搬进了新房。随后，郭正美还申请不在合作社务工，把务工机会留给有需要的人。

　　2019年，蚂蚁堆村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村党总支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

　　华中科技大学定点帮扶临翔区是教育部定点联系帮助滇西边境片区脱贫的缩影。除了定点帮扶，东西扶贫协作、万企帮万村等帮扶项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片区县带来脱贫新思路、激活增收新动能。

　　德宏州芒市宏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宏俊最近刚从上海回到芒市，准备加强深加工厂区建设，公司主要种植、加工蔬菜，此前主要销售市场在广州、西安等地，年销售金额在6000万元左右。

　　2018年，在滇沪扶贫协作项目支持下，公司成为上海市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如今上海市的蔬菜订单金额达到了1.2亿元，在此带动下150户贫困户依靠种植蔬菜、在基地务工实现脱贫。

　　40岁的杨小二就是脱贫的一员，在公司的带动下，他把种甘蔗改成种水稻、甜脆玉米、土豆，以往只能种一季的地，现在变成种两季。最近，他正在忙着收甜脆玉米，2亩土地的收入将达到8000元。

　　“东西扶贫协作促进芒市建立龙头为带动、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芒市扶贫办主任杨善斌说。

　　如今，芒市依托上海市外蔬菜供应基地建设，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上海市外蔬菜供应基地规模扩大到1200亩，带动2000余户农户增收，贫困群众收入得到切实提高，贫困村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社会各界的合力帮扶下，片区县发展路子越来越清晰，贫困群众增收的路子越来越广。

　　攻克贫困堡垒

　　作为云南脱贫“硬骨头”，在2010年底，片区县还有7.3%的自然村不通电。在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与下，彻底消除了无电村，电价高、电压不稳等情况得到解决。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云南扶贫干部倾力补齐全面小康短板，21位省级领导和189个省级单位挂钩滇西边境片区，着力攻克片区脱贫中最大的贫困堡垒。

　　与缅甸接壤的怒江州贡山县，长期受制于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独龙江乡巴坡村的高礼生为了去县城上学，曾背着玉米走三天三夜才翻越了高黎贡山。

　　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特长隧道贯通，结束了独龙族聚居区千百年来每年有半年都是大雪封山的历史，高礼生从此告别了“出行靠攀岩、过江靠溜索、传信靠放炮”的日子。

　　强攻之下，硬件短板逐步被补齐。地处中越边境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是云南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贫困发生率最高达31.15%。为攻克贫困堡垒，金平县组建县级行业扶贫、乡镇脱贫攻坚先锋队，扶贫队员下沉到村组，按照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的要求逐一销号。

　　金平县铜厂乡长安冲村的脱贫户杨贵正在地里管理中药材，虽然今年“重楼”的价格不理想，但也收入了2万多元。

　　中药材“重楼”是村里的新事物，在扶贫干部的指导下，杨贵把玉米地改种“重楼”，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他成了村里的种植能手。

　　“精准扶贫改善了大家生活环境和视野。”长安冲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樱已是第二次驻村，2010年她从云南省外办派驻铜厂乡担任新农村指导员，今年7月，在金平县进入脱贫冲刺阶段，她又主动申请驻村。

　　“墙黑、地板黑、脸黑”“人畜混居”“没有卫生厕所”是她刚来时所面临的工作环境，现在治理工程完成80%，村民用上了水冲厕。群众住房、出行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环境干净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得到了改善。”杨樱说，各级政府合力帮扶让村里有了新产业，群众想要脱贫的意愿和能脱贫的信心都得到了增强。（新华社记者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