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沃森谈人生:多与聪明人打交道

2017-03-31 13:28 来源:光明网 
2017-03-31 13:28:36来源:光明网作者:责任编辑:宋雅娟

  沃森在演讲。摄影/李晓明

  作者:陈晓雪 刘美幸

  3月30日上午,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界的传奇詹姆斯 沃森(James Watson)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做了一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生”的主题报告。

  沃森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1953年,他与弗朗西斯 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DNA双螺旋模型,被广泛认为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

  沃森1928年4月6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下周即将迎来89岁的生日。虽然头发雪白,沃森的精神不错,全程站立讲话20余分钟,后与现场的师生交流了一个小时。毕竟,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打网球的习惯。

  在沃森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读书伴我成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喜欢读书,我不喜欢跟同龄的小男孩一起玩,因为他们很烦人。”沃森笑了起来。“我从来不想当小男孩,我想当一个大人。”

  小时候的沃森,经常与父亲聊天、交谈,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父子之间的话题之一。

  1933年的时候,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很多人没有了工作。“我父亲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十分苦恼,他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罗斯福总统上台,发布了新政,使一切都好了起来,所以罗斯福总统算是帮助我们家的大英雄了。”沃森说。

  喜欢阅读习惯来自于父亲。因为家庭困难,沃森的父亲没有读完大学,却喜欢读书。“而且他喜欢与会思考、有想法的人一起读书。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父亲只要有钱,就都拿去买书了,所以我们家就只有书了。”沃森说。

  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沃森小时候很喜欢观察鸟类,因此在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时,选择了动物学专业。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沃森的研究兴趣从观察鸟类转向遗传学。当时,他读到了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 dinger)新出版的一本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薛定谔提出: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弄明白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沃森意识到,基因是打开生命奥秘的关键。上了一些关于遗传学的课程之后,他对遗传学的热情更加高涨。

  1946年,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赫尔曼 穆勒(Herman Muller)因发现X射线能够加快突变速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让沃森也对印第安纳大学和利用X射线做遗传学研究充满了兴趣。

  1947年,19岁的沃森来到印第安纳大学研究噬菌体,跟随出生在意大利的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 卢里亚(Salvador Luria)学习,正式开始遗传学的研究。

  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马斯克 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沃森的人生影响很大。

  “他告诉我说:永远不要做任何很容易的事情,要朝着目标前行。”沃森说。

  德尔布吕克是沃森的博士生导师卢里亚的好朋友,二人同为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尔布吕克曾与卢里亚讨论并送沃森到哥本哈根学习化学,后帮助沃森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甚至在沃森遭遇奖学金问题时出面斡旋,使沃森最终得到资助,从而可以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学习。

  同时,沃森认为有一点也很重要,“你要知道什么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我年轻的时候,只想跟聪明人打交道,因为你能学到很多”。这点也在沃森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在《不要烦人》(Avoiding Boring People)中,沃森总结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一些经验之谈。

  “一定要待在那种有你能向他看齐、比你聪明的人在的社交圈子里。”沃森认为,如果所有的朋友不及你,“那么你的社交圈就是错误的”。

  上大学时,沃森觉得周围每一个人都比他聪明,“但现在他们好多都不及我了,因为我一生中交了很多对的朋友,这大概对我帮助很大。”

  “这样听上去我好像并没有帮助什么人,但我觉得在我的生涯中,我帮助了不少聪明人,所以我终于还是做了我所谓的重要的事。”沃森说。

  在剑桥大学,沃森遇到了很多有着聪明大脑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好搭档克里克。二人联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正面的影响,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沃森说。

  “我还是想说,我可能就只是单纯地喜欢聪明人而已,而且我竭尽全力去避免和无趣之人(dull people)打交道。”沃森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永远不要做你社交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人”。

  克里克显然并不是这样。克里克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在剑桥大学时总是会冒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迫不及待地与其他实验室的人分享。“他总是他所在的所有圈子里最聪明的那个,所以他就一直麻烦不断。”沃森说。虽然同事们常常向克里克请教问题,但是“克里克并未获得足够的赏识,许多人甚至觉得他夸夸其谈”,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

  “现在,我很想念克里克,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和我对话了。”沃森说。

  双螺旋,既是沃森与克里克提出的DNA结构模型,也是沃森撰写的回忆录的书名——这是沃森给予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礼物。

  在这本书中,沃森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介绍了发现DNA结构的整个过程。1968年,此书甫一出版,就收到如潮的赞誉。据《双螺旋》一书的附录介绍,《双螺旋》曾经连续16周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2012年入选美国国会图书馆“88本改变美国的书”之列。

  “《双螺旋》写得很风趣。你一旦开始读这本书,就放不下来,会一直追着看完这个故事。” 94岁的杨振宁说。当天上午,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出席了沃森博士的报告会。

  杨振宁与沃森均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友。1947年,沃森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全书运用通俗的语言展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比如人类历史中这一最重要发现的氛围、努力,绝望,最终成功等等。”杨振宁说。

  然而,杨振宁认为,《双螺旋》出名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本书生动地描写了新美国做科学的精神”,“我认为这比前两个原因更重要”。

  “在二战之前,欧洲一直是科研的中心。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科研的主导力量。”杨振宁说,美国能够做到这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这种做科学的全新的、实用的方式,与传统的欧洲方式非常不同(new useful American way of doing scienc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to traditional European way)”。

  对此,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赞叹道:

  “杨先生思维极为清晰,且看问题有宽广的文明维度和深远的历史高度。他评价沃森之语比较了欧洲贵族式的做科学之道,同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欧洲做法完全不同,沃森代表了二战后蓬勃又快速崛起的,具有摧枯拉朽,旺盛生命力的美国科学之道。沃森的自传体经典名作《双螺旋》饱含了此种澎拜能量。”

  “中国拥有着古老的文明,重视、推崇学习,但是中国的哲学是传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沃森在《双螺旋》中描述的精神相反。因此,我非常非常高兴,沃森教授今天能够与中国许多年轻人分享这本书,分享做科学的有用的精神。”杨振宁说。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我有一个笑话,一个评论,一个问题。

  1)我们知道,很多中国学生只看学校的名称,而无论内容和质量,例如很多学生到清华学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学有更好的自然科学研究;

  2)你建议大家与比自己聪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听你的话而与施一公交往的。

  3)1955年,你去哈佛大学生物系任教时,那里尽是传统生物学家,当时其资深教授Ernst Mayr(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的女儿刚不久前拒绝你,而年轻教授的E. O. Wilson将成为你多年的争吵对手。哈佛不能说是充满聪明的人,你去那里不是违反你自己的建议吗?

  沃森:我以前对生物学很感兴趣。我没有选择加州理工学院,因为那里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学院没有什么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饶毅:你这么说的话,可能没人告诉你有些女生对你和Francis Crick的意见。有个Radcliffe女生告诉我,你要她陪你和Francis吃饭,后来Francis追她,她很不高兴,认为Francis是“脏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当时不过40多岁。

  沃森:我不评论具体情况,我去哈佛还因为它的化学系很好。化学对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后来很好。

  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傅新元:

  你说你要做自己的老板,但是在中国我们有句谚语“枪打出头鸟”,这是我们的文化。在科学探索中,我们都想争第一。对此你有何评价?

  沃森:中国文化代表的可能是那些让你放慢脚步,阻碍你发现真理的老年人。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风靡是有道理的,而且将来还会继续流行。儒家文化可能宣扬的是“接受命运”,但我从不愿意接受命运。我要逃脱命运的控制,活得比命运安排更加精彩。可能这就是某种文化差异。

  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并不想听从长辈的意见,也想逃离。我们都知道,人人生而自由,所有的观念也是自由的。这种观念听起来可能很(虚),但真的有用。我只想说,要对年轻人有信心。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

  沃森想说,在中国文化中,年轻人倾向于听长辈的话,不批判不怀疑,但我们正在改变。

  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20世纪60年代,人们发现了基因和癌症的关系。是否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沃森:药品中大多有化学成分,容易带来副作用。治疗癌症,很多时候把自己也治得半死。每一个人的反应又不一样,很不好说。相反的是,最早生物学家想到,DNA能很容易地诊断治愈病人,因为这不是药,没有化学成分,所以我认为对癌症很重要。

  施一公:在癌症的治疗上,就像您说的那样,生物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傅新元教授能否分享一下?

  沃森:我个人觉得生物学没什么用。一开始生物学只是单纯地观察生物,没有显微镜。后来才通过镜头来看。

  傅新元:在场的有很多生物学学生。我的立场上,最重要最基础的还是生物学。

  沃森:我认为遗传学第一,化学第二,生物学第三。

  傅新元:我们那个时候,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里面就没有生物学。现在中国最有名的科学家,很多都是生物学家。我认为,生物学是最让人感兴趣的学科。生物学在科学领域非常重要。化学和生物学联合,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经常说,物理和生物结合,会大大地不同,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飞机,就是结合了鸟的生理结构,以及物理知识来制作的。生物学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尤其是这个时期,我们需要物理,需要化学,需要生物,来解决自然的谜题。

  杨振宁:在中国对聪明存在这么一种认识:数学家是水平最高的,然后是物理和化学,生物学在最底层。比如,中国的大学校长,很多是数学家。而在美国,没有看到几个数学家做大学校长的。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中美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美国更为年轻的文明有关,而中国是古老文明的代表。我在清华被尊敬,但在美国并不是这样。哪个更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最重要的是学习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施一公:在两个文化中,对聪明评价的标准很不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招生部的老师们讨论学生的质量的时候,说今年的研究生不如去年。我问为什么?她说语文(verbal)部分(GRE考试的一个部分)的成绩不如去年。我感到很惊讶,对聪明的定义在她看来,语文部分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数学部分。她说她追踪了普林斯顿毕业生的发展成就,发现对学生未来评价的标准最合适的是语文的成绩。在一些比较年轻的文化中,比如美国文化中,学文科可能是更聪明的人。当然对聪明有不同的定义。我在中国受教育,我认为物理都是大科学,于是我选择了生物学。和我工作的人都很聪明,与他们工作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生物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很多很聪明的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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